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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峰自传——《顺逆浮沉忆平生》

2014-11-15 15:44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未知    阅读:2075次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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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赵俊峰与任雪尘夫妇合影照 赵俊峰同志生平简介: 1929年农历1月19日出生在位于伏牛山区的——河南省嵩县饭坡乡党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8年春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3月被村民选为石楼乡乡长。同年8月调任黄庄区土改工作队员。1951年6月调任黄庄区生产助理。1951年10月调任白河区生产助理。1952年9月调任合村..

2011年10月26日

赵俊峰与任雪尘夫妇合影照

赵俊峰同志生平简介:

    1929年农历1月19日出生在位于伏牛山区的——河南省嵩县饭坡乡党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8年春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3月被村民选为石楼乡乡长。同年8月调任黄庄区土改工作队员。1951年6月调任黄庄区生产助理。1951年10月调任白河区生产助理。1952年9月调任合村区生产助理。1953年3月任嵩县第一任林业科副科长。1954年10月任县林业科科长。1954年6月入党。1956年8月去省委党校学习半年。1957年任大章中心乡党委书记。1963年任纪登奎专职秘书。1964年在项城搞四清运动。1965年4月任项城县委副书记。1966年4月任项城县委第二书记。1968年2月任项城县革命委员会主任。1970年1月调任周口地革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地委书记。1971年3月选为省委委员。1973年初任省委常委、省委副秘书长。1977年10月免去省委常委职务。1980年5月下放许昌农场任副场长,1985年底调任农场管理局调研员。1989年8月确珍身患癌症。1990年9月申请获准退休。1992年8月28日病逝于郑州。

 

赵俊峰同志在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四日写的《拟自传》诗中表露:

 

《拟自传》

 

简写小传一篇文,意将身世告儿孙。

不忘先辈发奋事,务做代代有志人。

 

他在自传的《前言》中又说:

 

1、《自传》留给子女、亲友,权作遗书;

 

2、意在向子女进行家史和身世教育,使他们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不要忘本,不要变质。

 

3、我全心全意竟竟业业为党工作了一生,最后在派性作怪下,身受重处分,头戴大帽子,脏水波身,蒙尽诬词。申诉多年至今公正结论未作出。

 

4、我要用一生的光辉经历去澄清事实。因而一向谦虚之人,被迫在自传上写了许多实在不该自我启齿的事实。

 

在自传的《后记》诗中重述:

 

人道自传多谎言,释去卖瓜嫌疑难。

其传写实直书事,经得他人推与翻。

综观也有自白味,是在对诬辨其冤。

他年身处公正日,传体自应起新篇。

 

再嘱子女《卜算子》诗:

 

生前留一事,冤案未昭雪。公正结论何日是,政机难卜猜。

相信这一案,历史必公决。他年落实政策日,务对遗像说。

 

——畅叙“不该自我启齿的事实”、“光辉经历”,实为“自鸣其冤”、“自辨其诬”,不得已而违心之为唉!

 

 

 

《顺逆浮沉忆平生》全文

 

作者:赵俊峰

 

前言

人到暮年,肯忆旧事,往事历历,常萦心思。一生里,顺逆迭生,浮沉交织,几起几落,平凡人有许多曲折往事。害伤寒死而复生;在幼年被绑作人质;抓壮丁倾家荡产;当牛倌常年赤脚;灾年饥吃石头面;家贫担柴而读书;卖橡壳被青年军抓去;读县师被学校开除;大跃进被打成严重右倾;文革中被打倒三次;揭批查被打为“急先锋”;得癌症又动大手术。风雨岁月交替时,也曾有过艳阳日。考县师五百人榜上第一,工作中评模范先进多次;干工作闾村乡区县地省,当党员四次谢绝调工资;为清廉不吃烟酒茶,求进步写下比字诗;修身齐家要求严,拒收财礼不循私;心直不知刺舌戒,逆顺处境心总赤;下放农场退二线,依然美誉众口出。国庆节当代表北京观礼,受殊荣中南海居住多日;周总理大会堂国宴招待,观礼中毛主席接见三次;十月一城楼上主席身边,看游行看烟火荣幸一世。顾履程忆往事丰富多彩,又苦辣酸甜味难述。漫漫一生多崎路,已过花甲离休时。对平生作一番自我总结,对子女对后人也许有点启示。癌症缠身有生之年已无多,趁精力写自传以了心事。

写这份自传,主要目的有四:一、我的子女们生在新社会,成长在城市,对旧社会不很了解,也不太了解我的苦难家史和坎坷身世。其传意在向他们进行家史和身世教育,使他们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不要亡本,不要变质。二、我全心全意竟竟业业为党工作了一生,最后在派性作怪下,身受重处分,头戴大帽子,脏水波身,蒙尽诬词。申诉多年至今公正结论未作出。我要用一生的光辉经历去澄清事实。因而一向谦虚之人,被迫在自传上写了许多实再不该自我启齿的事实。三、十多年申诉至今无结果,何时能作出公正结论,难卜时日。这份自传留给子女、亲友、权作遗书。四、人说癌症不秋不吃麦,我已经又活了两年多,实践中总结出十大抗癌措施,把它留给其他患者,也许有点益处。

我年已六十又三,要把一生的经历一一详细地写出来,需要很大篇幅。我没有这个精力,没有必要没大用处。因此这份自传,仅仅是对重大事情的简要回忆,挂一漏万,漏许多悠悠往事。

我不是文人,更不是作家,虽粗识文字,而不懂著书。况在病中仓促似就,未仔细斟酌,没加工修饰。只是一篇干巴巴地记事而已,是素材没展开叙述。骨多肉少,文乏其味,万勿当作文学作品看视。

文中讲的人和事,主要凭我的记忆写出,我没精力去搜集核对资料,在具体情节上难免有点出入。但这里对他人无评价褒贬之意,仅仅是为了说明往事。不当言词,请大家批评指出。

 

赵俊峰    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日

 

 

目录

一、幸福的童年

(一)出生在“小发户”里

(二)求子还愿

(三)山民娇子

(四)可受的故乡

(五)私熟读书

(六)未成的婚事

二、灾难以岁

(一)分家

(二)人质

(三)荡产

(四)牛倌

(五)赤脚

(六)蝗灾

(七)伤寒

三、发奋读书

(一)老人的心愿

(二)担柴上学

(三)沦陷区的学校

(四)难忘的马老师

(五)卖橡壳筹学费

(六)考县师喜出往外

(七)开除试读

四、参加革命

(一)穷则思变

(二)翻身解放

(三)乡民选举

(四)土改镇反

(五)生产助理

(六)农展馆报道

(七)三反整风

(八)对不起爷爷

(九)试办第一个初级社

五、光荣入党

(一)吾日一省吾身

(二)一首比字诗

(三)光荣入党

(四)自觉增强党员意识

六、自由结婚

(一)自择伴侣

(二)两角钱的婚礼

(三)相敬如宾

(四)她为我作出了巨大牺牲

(五)勤俭持家

(六)患难与共

七、初上领导岗位

(一)第一任林业科长

(二)庄科乡双统

(三)龙王乡办社

(四)党校学习

(五)大章中心乡党委书记

八、大跃进的岁月

(一)三面红旗下的左倾蛮干

(二)被打为严重右倾

(三)深受五风之害

九、专职秘书

(一)洛阳纠五风

(二)商丘救大灾

(三)项城搞四清

(四)深刻的印象

十、项城沉浮

(一)踢开头三脚

(二)文革大冲击

(三)违心而支左

(四)参加三结合

(五)项城斗批改

(六)建设新项城

(七)国庆节观礼

(八)学习焦裕禄

十一、周口风雨

(一)决心改变周口面貌

(二)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整风”

(三)痛说干部心底话

(四)不讲个人恩怨

十二、省委工作五年

(一)工作得力最大忙人

(二)深入工厂,解决派性

(三)不避风险,敢于讲话

(四)当机立断,制止“双突”

(五)集中目标,定向爆破

(六)批右倾翻案风,我成了众矢之的

(七)议论四人帮,拥护除四害

(八)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已

十三、罢官下台

(一)罢官的真象

(二)镇定自若

(三)检讨和申诉

(四)实事求是

(五)转变认识总结教训

(六)乘机读书

(七)两次处理

(八)逆境的心绪

十四、下放农场

(一)逆境中的忙人

(二)洁身自好

(三)学习自然科学

(四)我的第二故乡

(五)难忘的座谈会

十五、最后一站

(一)置身于第一线

(二)深入调查研究

(三)提供决策建议

(四)抓好先进典型

(五)没有虚度岁月

十六、自论平生

(一)自评一生

(二)没找准自己位置的人

(三)工作也有过失

(四)一辈子到底落了个啥

十七、与癌魔作斗争

(一)不幸中之大幸

(二)住院遇名医

(三)化疗副作用太大

(四)亲友深情

(五)社会主义好

(六)掌握治疗主动权

(七)坚持练郭林气功

(八)重视食疗

(九)精神不能崩溃

(十)提前离休

十八、遗言与后记

(一)遗言

(二)后记

 

 

一、   幸福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山村农家的娇生惯养、集宠于一身中度过的。童年的幸福情景,经常引起我美好的回忆。

 

(一)出生在“小发户”里。爷爷年轻时,地无一垄,房无一椽,带着老婆孩子四处漂流,到处给地主当佃户。他一生搬过七次家,每搬一个地方,总幻想从此翻身,所以到新居后的头一顿饭,总要先烙个烙馍,而且在翻馍时,一个人故意大声问“翻过来没有”?全家人齐声回答“翻过来了”!以期吉言兴家。但是搬来搬去,越搬越穷,奶奶也病饿交加,惨死异乡。最后爷爷带着三个儿子落户到伏牛山区的党沟村,租山开荒。开荒是重活,又无粮吃,终日靠野菜,有时还吃烂棉花籽,或头朝下睡卧“倒饱”。二伯父因此得了胃病,中年就离开了人世。凭着爷爷和三个儿子的辛勤劳动,省吃俭用,慢慢地有了积蓄,站住了脚步。爷爷后娶了一个老伴,三个儿子也相继成家。劳动力强,干活人多,日子一年好是一年,勤俭中添了牲口、农具,不几年盖了一所四合院的草房,除继续租种地主土地外,自买了四亩好地和几片山坡,粮食自给有余,居然成了党沟村的“小发户”了。我就出生在这个刚刚有了饭吃的“小发户”里。

 

(二)求子还愿。1929年1月19日(农历腊月12)是我的生日。在我出生以前,爷爷的三个儿子虽然都已成家,但都还没有生下儿女,一种乏子无后、传宗无人之感,笼罩着两辈人旧观念严重的心灵。他们都很迷信,曾几次跑到三里外的奶奶庙里去烧香许愿,恳求奶奶送子。所以我的出生,被全家人视为奶奶显灵,简直是如获至宝。他们把全家人传宗接代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娇贵之极。据说当我满月之日,大办了一场喜事,放鞭放炮,烧香上供,杀猪宰羊,收礼待客。爷爷率领全家到奶奶庙献全羊还愿。还请了一台响器(锁呐),从白天吹到深夜。

在给我起名子的问题上,老人们大费了一番心思,发扬了一次全家男女都参加的家庭大民主,人人提名。按他们的旧观念看来,起个大吉大利的名子,既关乎着成人长大,又关乎着一生的前程。所以一下子提出了几十个候选名单,什么福、宝、旺、兴、松、石、寿、虎、龙、狗嗪、狗剩等等提了一大堆。最后大伯父开口说:“我看还是叫铁塔吧,铁是硬的,什么邪崇也克不动,塔能镇邪,还预兆着步步登高”。全家人都认为大伯是当时全村最有见识的人,所以一致同意,我的小名叫“铁塔”了。

 

(三)山民娇子。小时候我是当时全家唯一的独根苗苗,是全家的宝贝疙瘩,娇爱的很。老人们下地回来,不顾劳累,你抱了他抱,逗笑逗玩,以享山野村民的天伦之乐。老人们盼我快长,好几个大年初一的五更,叫我面对村边的大椿树说:“椿树椿树你为王,你长粗来我长长,你粗了做大梁,我长长了穿衣裳”。从隐约记事的时候起,爷爷伯父们每次赶集或赶会回来,总要给我带点好吃的东西,什么面鱼(饼干)、米团、烧饼、煎包、糖糕、麻糖等等,样样都使我吃得香甜。一有空闲,老人们就给我做土玩具,“柳条鸣鸣”、“高梁杆眼镜”、“索草胡子”、“木枪木刀”等,我对每一件都玩得开心。每次奶奶庙唱戏,大人们总要背着我挤在人群中看热闹,怕我看不见,让我座在他们的脖子上,说是“架光光楼”。尤其是每到过年,老人们总是千方百计让我高兴,除了发压岁钱、添新衣外,还买鞭炮、烟火。那时对放鞭炮兴趣大极了,为放鞭炮常常彻夜不睡。正月十五晚上,外村在火神庙放烟火时,大人们常常背着我翻山越岭走几里路去看热闹。我小时候村里才开始兴洋布,四岁那年,父亲进城赶集回来,给我买了快叫做“花顶绸”的绿纹花布,母亲用它给我做了一件花棉袄,它成了我小时候唯一的心爱礼服。过年、赶会、串亲戚都穿着它,觉得排场极了,至今还记忆犹新。

 

(四)可爱的故乡。党沟是个山区,我小时候沟里的人烟稀,树木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满山遍野郁郁葱葱,茅屋掩映在树林里,到处充满着诗情画意。春天百花盛开,夏天瀑布清潭,秋天满山菊黄、树树叶红,冬天一场大雪,满山堆银。一年四季各有千秋。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到春天女孩子们东奔西跑在花丛中捉蝴蝶,那时生态环境好,花开时节,五颜六色的蝴蝶成群飞舞,孩子们一逮就是一大串,用绳子拴住,尽情尝玩。男孩子们经常光着身子,爬上大树,在鸟巢里掏鸟蛋、捉小鸟、扒鸟窝、尽情嬉戏。夏天一层层的瀑布而下,一潭潭的清水中,最是孩子们的恋游之地,成群结队地在那里洗澡、打水仗、浸猛子、捉螃蟹、逮长虫,常常贪玩忘记了吃饭,直到大人们高声训斥,还恋恋不舍。夏秋之间,山坡上、圪磷上,结满了又红又甜的坡樊、牛梨、酸枣,还有各样品种的桃、杏和红柿子。我们这些不知饥饱的孩子们,吃了又吃,常常吃得肚子象个鼓,用手一敲,咚咚作响,一口接一口嗝吐难闻的胀气,老人们说这叫“伤食”,冬天一场大雪,满山银装,有时大雾成冰,满树玲珑,成了玉雕世界,好看极了。更有趣的是雪后打猎,大人们用鸟枪打野鸡、兔子、狐子,在石洞里熏獾,孩子们在一旁围观,在雪地里一蹲好久,忘冷忘饥。

 

(五)私塾读书。山区文化落后,又因家穷,我家几代人目不识丁,辈辈都是瞪眼瞎,饱尝过文盲之苦。当我七岁那年(1936年),老人们决心让我喝点墨水,让我到三里外的天窑村一个私塾里去念书。私塾设在两间窑洞里,一间住先生,一间摆课桌,一共有十来个学生。开春之后大伯送我去见先生,先生名收贺世兴,瘦高个子,留着长胡,成天手端水烟袋,看着满斯文,学生们都有点怕他。我第一次见先生时,按照大人们的事先交代,恭恭敬敬的给先生作了一个揖,他发给我一本石印的三字经就算入学了。学费每年二斗粮食、一块银元。我跟着贺先生从三字经、百家姓念到上论语、下论语,我的记性好,课文背得滚瓜烂熟,但对其中含义全然不知,先生说到一定时候才能“开讲”。我还跟着贺先生学会写毛笔字,开始照着先生起的“印格”写,内容不外是“上大人孔乙已”之类,后来摆脱“印格”自写,我写字很认真,每次先生阅纲,总要在一半以上字上圈上红圈。

过去全村过年的对子(对联),都是到三里外请人写的。我九岁那年过年时,家里人鼓励我着叫我写对子,尽管我事先在白纸上练了几练,但当我在红纸上动笔时,心慌手颠,有几个字写得不像样子,自已一看觉得丢丑,那时虚荣爱面子,像办错了大事一样窘迫。大伯看穿了我的心病,有意开脱我说:“过去咱没有一个识字人,有时过年对子找不来人写,就弄点墨水,逮个螃蟹在墨水里一蘸,扣在小碗里放在红纸上爬,爬一会掀开等于一个字,就这样当对子贴在门上。如今你会写对子了,可比螃蟹爬的强,不错不错。”这件事至今还印象深刻。

 

(六)未成的婚事。我八九岁时,全家人丁兴旺,槽头有牛,囤里有粮,人品又好,两代三支人唯我一个独生男孩,又正在上学念书,我又生性腼腆,不爱说话,伯娘们都唤我“大姑娘”。所以方园几十里地,给我提亲的很多,先后说过一二十家。老人们一是迷信,每提一家总要先请算命先生合合八字,八字不合者不行;二是从中挑选,虽不攀高门大户,但要求亲家人品、女孩长相。最后八字合,相得中的是八里外冷水沟一家姓申的。申家与我家家世近似,也是穷苦出身,为人本分。申女与我同岁,据说是提过亲的一二十家的女儿中长得最好的。于是老人们两相情愿,通过媒人,择定吉日,换书定亲。这门亲事当然完全是老人们包办定的,从没人征求过我的意见,那时我也年幼无知,不关心此事,只是偶尔听到老人们谈论给我说亲时,脸一红就走开。不料定亲不到一年,申女一病夭亡。凶信传来,全家人都惋惜不已。后来伯娘们多次对我开玩笑说:“你命太硬,把申女克死了,命里不该娶这个好媳妇”。当我长大成人后,见过一次申女的姐姐,她已是出闺少妇,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一头黑发,白脸桃腮,一表人才。从她身上我以为这可能就是早夭申女的缩影,但早听伯娘们说,早夭申女比她姐妹几个长得都好。可惜对她本人我一次也没见过,连她叫什么名字我也一直不知道。

 

二、   灾难的岁月

 

我十岁那年,突遭厄运,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小康生活倾刻消失。我失掉了童年的幸福,跌进了苦难的深渊,受尽了折磨,历尽了艰辛。

 

(一)分家。国民党抓壮丁,头一个抓走了我大伯,一去两年杳无音信。三年头上他从国民党部队跑回来的时候,已瘦得不象人形,他说是从宝鸡沿路乞讨,走了一个多月,步行而回的。在大伯回来之前,就听到风声说,二批要征我父亲。大伯回来说,上头有规定,壮丁不征孤子,只征兄弟几个的。于是全家商量用分家来对付。爷爷对分家是很不忍心的,他既舍不得儿子被抓走,又舍不得多年一手经营起来的大家庭被拆散,谁都可以看出来他那时的矛盾心情,那几天他饭也不吃,两眼发红,一定是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但经过痛苦的选择,爷爷最后还是决定,过罢年分家。春节过后,在舅爷的主持下把家分开了。爷爷奶奶单独生活,弟兄三个一分为三,一个好端端的大家庭从此五零四散了。分开家的当天,爷爷独自一人到老爷坟上大哭了一场。

 

(二)人质。就在分家的当年春天(1941年),保长刘金秀派了几个保丁突然来抓我父亲。一天上午村里的狗突然大叫,几个保丁荷枪扑来。正在河边洗衣的母亲急中生智,暗派我飞告正在西岭干活的父亲躲避。保丁们到家翻箱倒柜搜不出父亲,就到房后山头上提着父亲的名子狂呼乱叫,接着朝东坡、西岭叭叭连开几枪,以示恐吓。折腾了半天抓不到人,恼羞成怒,恶狠狠地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于是七手八脚,用绳子把我捆起来当作人质。母亲一见拴走了十来岁的儿子,放声大哭,拦路给保丁跪下哀求,被保丁一脚蹬倒,他们又拉又推带我而去。我走到河湾已经看不见村子了,还听到母亲呼天叫地的在哭。保丁们把我押到联保处时,天已经黑了,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两顿没有吃饭,也不觉饿,心里只是想着父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母亲不知哭成什么样子,我如何才能出去?一个人站在落了锁的门口,七上八下的乱想。第二天中午,联保处的炊事员给我端来了一大碗麦糁糊糊,我摇头不吃,他十分同情的说;“已经几顿没吃饭了,当心饿出病来,家里会想办救你出去的,耐心等着”。经他开导,我才把一碗饭吃了。我在联保处关了十天,真是度日如年啊!特别是觉得黑夜太长了。我原以为他们一定会严刑审问我的,我已作了最坏的精神准备,谁知没有一人理我。

 

(三)荡产。十天后联保处突然把我放了,真是归心似箭,我一口气飞也似的跑回家中。到家一问,原来是家里卖掉了唯一的一头耕牛,卖了仅有的几亩好地,卖了所有的粮食,荡了家产,把钱送给刘保长,说是请他代觅壮丁一人,这才把我赎了回来。保长还给安了一个大尾巴,说还得继续找我父亲。这个刘保长,本来是个吃喝嫖赌的流氓,又娶了个刁恶无赖、善出坏点子的外路女人,当保长没几年靠敲诈勒索暴富了,当时抓壮丁是他主要的生财之道。我的四堂叔赵上娃,弟兄两个,家庭小康,刘保长看他是块肥肉,就放风第二批壮丁要抓他,四叔是个软骨头,于是就奴颜十足的巴结起刘保长来了。拼命地给刘保长送东西,瓜果、香油、粮食、家具、木料等送了又送,以致把他老阴坡的大树都送光了。结果刘保长就把第二批壮丁从四叔名下换成了我父亲。我们两家都因壮丁倾家荡产,刘保长从壮丁上发了横财。父亲气愤不过,多次到县衙去告状,但那时上下一个鼻孔出气,穷人告状能有啥用?

 

(四)牛倌。父亲不敢在家,躲在百里之外宜阳县的白杨树媒矿去给资本家挖媒,偶尔回到家中,也不敢公开露面,整天藏在屋里。母亲和我以及一个年幼的妹妹,守着卖不掉的几亩坡地,既没有耕牛,我们又不会犁地耕地,作尽了人间大难。好在二位伯父关照,叫我给几家邻居放牛,到时候由几家轮流给我家犁地耕地,人工换牛工,小工换大工,从此我当上了牛倌。几家大小十几头牛,我负责每天早上、下午赶到山里各放一次。放牛时还捎带割草拾柴。我不仅大捆大捆的从山上往家背柴背草,而且开始用扁担挑柴背草了。老人们常常夸我:“手把子利,男孩子不吃十年闲饭”。自从父亲躲壮丁走后,我除了当牛倌和帮助母亲下地干活以外,每年秋冬总要拾两大垛柴货,除了自烧,还挑到二十里外的南庄集上去卖。春节我还要卖柴办年。可能是从小挑重担的结果,渐渐地我成了驼背,老人们心痛地说:“小孩子骨头软,挑柴把腰压弯了。”

 

(五)赤脚。父亲一出走,家里地里一切农话和家务全塌在母亲身上。吃饭糊口第一,母亲忙于地里农活,没功夫给我做鞋,因此我放牛割草时只好赤脚上山。山里石子多,枣刺多,开始时脚被石割刺扎,鲜血直流,疼痛难忍,痛苦极了。但日复一日,久而久之,脚底下起了一层很厚的茧子,石割不动,刺扎不进,简直是刀枪不入了。我可以赤脚满山遍野奔跑,行动自如。村里人都说我长了一双“铁脚”。

 

(六)蝗灾。1942年大旱,灾情本来就很重了,而1943年的秋天,飞蝗从东方铺天盖地而来。群蝗蔽日,白日黄昏,其声喔喔,似刮大风,吃光了庄稼,压断了树枝,蝗虫占领了一切空间,到处乱飞乱爬,弄的人们连屋门也不敢开。村里人以为来了神虫,又烧香又磕头,这当然毫无作用。几天之间刚刚秀穗的庄稼,被蝗虫一扫而光,赤地千里,颗粒不收。家无存粮的穷人,陷入了灭顶之灾,只好靠山果、野菜度日。橡籽、酸枣、谷糠、柿糠、鸡头根、黄楝子楂、各种树叶等都成了灾民的主要食品。母亲从邻居王家借来五升谷子,全家人配野菜吃了一冬。尤其是第二年春天,青黄不接,灾民吃光了树皮,连又苦有毒的黄楝叶、核桃叶也吃光了,开始吃起石头面来(观音土)。记得我吃了石头面以后,大便干结,拉不下来,肚疼得在地上打滚,母亲用线柱和手指从肛门里往外掏大便。正在死亡的边沿,下了一场大雨,不久满山遍野长起了野灰灰菜,灾民们喜出望外地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由于光吃野菜,既没粮食,又没油盐,营养恶化,人人黄肿得象气球一样(那时还不知道浮肿病这个名称),奶奶肿得睁不开眼睛,手掰眼皮走路。小麦刚刚硬仁,有的灾民饥饿难忍,吃了顿小麦“碾馔”,竟被活活撑死。算是幸运的命大,我们全家人死里逃生,都从大灾大难中熬了过来。

 

(七)伤寒。麦收之后,刚刚有碗饭吃,不料祸不单行,全家人又害起了伤寒。先是奶奶从二姑家走亲戚染了此病,回来先传染给我,而后又传了全家。害了这种病,长期发高烧,茶水不进,轻轻重重,极易返复。身上出红斑,人们都说是出“羊毛疔”,用针在疔下一挑,可以挑出白丝来。我还另患流鼻血,把鼻孔塞住,从咀里流,白天黑夜出血不止。到六天头上,因失血过多,多次休克。一次停止呼吸几分钟又醒了过来,当我神智初醒,见全家人都在围着我哭。后来奶奶才告诉我说:“你死了好大一会,家里人又烧香又叫魂,把魂才又叫回来了。”经过这次体验,使我觉得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病刚好,全家人一齐相继病倒,人们都说是“窝子病”,一害就是一家。亲戚邻居怕传染上,谁也不敢轻易接触病人,我刚害过这种病,有了免疫能力,成了照顾全家人的唯一力量。当时我除了身体虚弱外,最大的难题是不会做饭。病人吃不进别的东西,只能喝点面疙瘩汤,我头一次拌面疙瘩,做成了一锅稀面糊,第二次又矫枉过正,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一锅煮成了一个大面疙瘩,没法子用刀切开又煮,实再狼狈不堪。两次失败后,在母亲病床指点下,我才撑握拌面疙瘩这种手艺。全家这场大病又塌了一身饥荒(债务),那时山区缺医少药,方园几十里,只有一个姓贺的中医先生,他自开了一个中医药铺,独此一家,药价奇贵,发了灾难财。全家人在主要靠“土方”治病的情况下,药费还花了两石多粮价,无力支付,又到富户家、火神社去借贷。穷坑越陷越深。

 

 

三、   发奋读书

 

家庭贫困,上学不易,形势逼人,刻苦努力。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

 

(一)老人的心愿。父亲是个性情刚烈、皮气很坏的人,平时在家里没人敢说他个不字,动辄他就大发雷霆打人骂人,不仅多次打过母亲,还打过大伯,全家人都有点怕他。他因受不了保长的欺压勒索,喉咙里气出两个疙瘩,人们都说长了“腭子”(可能是扁桃体发炎)。在父亲看来,刘保长只所以派丁抓他,绑走十来岁的孩子,弄的倾家荡产,主要是“吃烘柿子专挑软的捏”,自己没门面,大“面户”了。要改变这种局面,家中非出个能壮门面的人来不可。所以下定决心,不管家中再穷,也要咬紧牙关供我读书。望子成龙,免受欺侮。因此我从十三岁起,就肩负着老人们的这种心愿,又上起学来了。

 

(二)靠担柴上学。这时上、下洛沟合成了一个保,刘保长不干了,父亲也敢下地干活了。保里办了个国民小学,这是一个与私塾完全不同的新型学堂,白话文一听就懂,启蒙开巧,天天都有收获。老师赵德纯,严肃认真,施教有方,他见我聪颖勤学,对我教导格外认真,成了我第一任启蒙老师,他还给我起了个大名,叫赵俊丰。我插班读四年级,一年初小毕业,考入了南庄高小。南庄离我家二十多里,外地学生搭伙吃饭,那时学生们在伙上兑粮、兑菜、兑柴、兑钱都可以,按月作价算帐。我因家穷兑不起别的东西,也发挥自己的优势,每星期回来挑一担烧柴,以抵我六天的伙食,月月如此。处境越难,越知求学不易,越发奋用功,每学期考试结果,榜上我总是头一二名。

 

(三)沦陷区的学校。五年级还没有读完,1944年5月家乡沦陷了,日本鬼子占领了县城和伊河两岸平原,杀人放火,惨案累累,老百姓都跑到大山里。到山里避难的难民,临时在离我家六七里地的念子沟办起了一座沦陷区难民高小,但老师和同学大部分都不是南庄母校的。为了不失学,我也到这所沦陷区学校继续读书。级任老师雷卓,是位学识渊博的人,见我聪明用功,对我个别辅导,当尖子培养。他还把我的名子改为赵俊峰,说你是山里人,叫赵俊峰比较好。这个名子我一直用到现在。

 

(四)难忘的马老师。1945年8月,在全世界人民的抗击下,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1946年初,南庄母校复课,我又回到南庄高小读完了最后一个学期。这一学期新来的级任老师马红秋,他可能是个地下党员,思想进步,关心学生疾苦,跟学生打的火热。常给学生们讲革命道理,语文课让我们读课本以外的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他讲话经常切中当时的时弊,学生们受他的影响很大,连伪师长的孙子阮兆生也到处宣传鲁迅的文章,主张对社会进行改革。不料一天马老师突然不见了,校长把我们集中起来杀气腾腾地训了一顿,说:“马红秋是共匪,六年级的学生也被他赤化了,若不改邪归正,都得去集中营”。接着又大讲了一通“共产党共产、共妻、共爹、共娘”等无稽之谈。不管校长怎么说,学生们是非常怀念马老师的,可是从此以后,再也不知道马老师的下落,有人说他到延安去了。解放后我多方打听,也没有结果。

 

(五)卖橡壳筹学费。在高小读书期间,为筹备每学期的笔墨书籍费用,我曾两次在寒假里挑橡壳到洛阳去卖。老家前后山上的橡树林下,每到秋冬季节,地上都落满了橡籽和橡壳,我们把橡籽拾回去做凉粉吃或喂猪,把橡壳积赞起来到洛阳去卖。橡壳是一种工业原料,洛阳的山货行里有人专门收购。卖一次橡壳就可以基本解决一个学期的学费问题。洛阳离我家160华里,挑上担子步行,两天才能走到。每次我都与村里小伙伴们结伴,肩挑80斤左右的橡壳,带上干粮,起五更打黄昏,昼夜兼程。肩挑重担走远路,那是很艰苦的,肩压肿了,腿跑疼了,脚打泡了,衣湿透了,累得筋疲力尽。好则那时年轻,干店休息一晚,第二天照样上路。山里人没有见过大世面,,一到洛阳,俨若留洋,把橡壳卖掉之后,就肩扛扁担看火车、看汽车、看商店、看行人,乡巴老进城,大开眼界。第二次到洛阳时,八路军快到黄河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守洛阳,到处挖作战工事。一天我们正在茶摊上吃干粮喝茶,突然被青年军抓去,原以为他们是抓壮丁的,抓去后叫我们去挖战壕,在荷枪监管下我们干了一天。收工时天已黑了,我们乘其不备,拔腿就跑,一气跑出了洛阳城,未敢喘息连夜回家。从此再不敢去洛阳卖橡壳了。

 

(六)考县师喜出望外。1946年夏天,我高小毕业了,经过反复考虑比较,决定报考县师。当时全县有三所可供报考的学校:一所是嵩英中学,设在县城,毕业后还可以考高中、升大学,这是最有前途的。但学费太贵,都是富家子弟上的,我上不起;另一所是县师,设在县城东关关帝庙,是专门培养小学教师的,学费少,学校还规定每月给学生发一斛小麦的生活补助(实际完全是空头支票,都被地方官吏贪污了);再一所是职业农中,设在嵩县东北边境破烂不堪的斑竹寺里,离我家80里地,是培养初级农业技术人员的,对学生也规定有少量的生活补贴。鉴于我当时的家庭情况,嵩英中学我是无论如何都上不起的,职业农中又离家太远,相比之下,我决定报考县师。县师的招生布告上写明只招收新生60名,报考时却有四五百人参加考试。当时政治黑暗,贿赂横行,富家靠送礼,光棍靠关系,豪伸靠势力。像我这种既送不起礼物,又无关系可托的人,考上的希望是很小很小的。尽管每场考试的每一个考题我都作的很好,但心里还是没有一点被录取的把握。所以县师一交卷,我就同几个同学冒着瓢泼大雨,淌过几条齐腰深的大河,前去参加职业农中的考试,认为万一县师考不上,上职业农中也比失去强。报考职业农中的总共七八十人,考完一张榜,大部考生都录取了,我还考取了第二名。因为心不在焉,尽管考了第二名,思想也高兴不起来。仍担心县师能否考上,心里压着一块石头,连夜赶到县师去看榜。万万没想到,县师招生榜上我居然考取了第一名。当看到头一个就是我的名字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以为是自己看花眼了,一连看了几遍,还怀疑是否别人与我重了姓名。当几个同学围上来向我祝贺,并说他们已经到学校核对过,第一名确是我时,我才相信这是事实,顿时高兴得热泪直流,第一次体会到“金榜”提名时的兴奋心情。后来得知县师的录取原则是,榜上的前一二十名是按考生的实际考分录取的,其他的都是凭关系靠面子走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舍弃职业农专而到县师报到学习了。当时立下志愿,决心当一辈子人民教师。

 

(六)开除试读。县师是初级师范,四年制,入学后先填一份志愿书,上面印有“铁肩担教育,笑脸对儿童”十个大字,规定毕业后不教二年书不准干别的工作。老师们见我报考时成绩优秀,对我都很器重,头一学期让我担任本班的班主席。县师离我家三十里地,我差不多还是每星期回家挑柴入伙,有时父亲也进城给我送一担。我在学习上更是刻苦努力,级任老师刘晓舟,经常拿我的学习精神和我的作业启发教导别的学生。不料第二学期一开始,县师调来了一个思想反动的教导主任杨蔚宣,他是伪县长苗维蕃的小舅子,家是济源县人,是个恶霸地主。济源解放的早,当地反霸时群众要活埋他,他跑到嵩县通过姐夫当上了县师的教导主任。他到县师时,嵩县正处在解放前夕,形势已很吃紧,县城四周二三十里之外都解放了,只剩下一座孤城。姓杨的对学生严加控制,天天调查学生中的可疑分子。这时我患了口腔溃疡(烂咀),不能说话。在一次记念周的例会上,杨蔚宣主持读总理遗嘱时,我没有张咀。加上这天我父亲身着破衣给我送柴,就这样引起了杨的怀疑,把我当成嫌疑分子。一天学校大院里突然贴出了一张布告,说我不守校规,形迹可疑,把我开除了。这真是人在校中座,祸从天上来,我一气之下,病倒在校。对此广大师生愤愤不平,德高望重的副校长李警堂(嵩县的教育家,民主人士)率领全校师生,到教导处门前罢课请愿,强烈要求当局改变这一错误决定,整整大闹了一天。姓杨的一见大势不妙,才给自己找了个下台梯子,把开除改为“开除留下校试读”,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但我咽不下这口气,没等这学期结束,我就断然离开了学校。从此结束了我这一生的学生生涯。我的实际学历是高小毕业,在初师上了不足一年。现在的这点文化,主要是在工作岗位上自学的。

 

 

四、   参加革命

 

家乡一解放,我就投身革命斗争,从积极分子、到半脱产干部,成了脱产干部、共产党员。在革命熔炉里锻炼成长。

 

(一)穷则思变。解放前夕,我和我的家庭都已到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境地。我被学校开除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希望也成了泡影,老人的夙愿和我多年的苦功全都落空了。家庭已是日积月累债台高筑,连本带利欠下地主、火神社债粮四石多,每年收入吃都不够,何年能还完欠下的债粮?眼看是陷入深渊,永远摆脱不了如牛负重的困境了,瞻望前途,一筹莫展,悲观绝望到了极点。

早在我十岁那年,定婚的申女夭亡不久,因那时家境还好,在父母包办下,又和小南庄一家姓王的女儿定了婚。后来遭受天灾人祸,家境一穷,王家就后悔了,嫌穷嫌山,多次流露不满之意。王女大我两岁,按当地早婚习俗结婚时,因我家穷的太狠,连染一个结婚用的粗布红被面的颜色也买不起,母亲用山里的暴榆树疙瘩熬成水,把被面煮成象猪血一样的黑红色,王家一见意见大极了。婚后也不让女儿上我家的门,连春节也不到我家来过,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人穷到这种地步,绝望中当然盼望改朝换代。

 

(二)翻身解放。1947年9月,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里,嵩县解放了。早听人说八路军是专门解放穷人的,全家人长出了一口气,救星可算盼来了!1947年的下半年,我家的山区还被土匪占据着,我跑到了解放区,在八路军建立的一个支前生产组里,给八路军编过江用的竹雨帽。具本接触中对八路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48年初,在边剿匪边建立地方政权时,我就在村里当起基层干部来了。开始我当闾财粮,闾长是原来的伪甲长赵石头,没几天他就被土匪报私仇打死了。派军粮、派军鞋、派民夫、送道木(修铁路用的枕木)等支前工作全由我一人承办。工作队同志见我出身好,工作积极,就有意培养我当村干部。1849年初抽我到行政村帮助工作(搞查田定产,累进计征,合理负担)。当年七月正式叫我当了石楼村的村财粮(半脱产)。当时村长还用着伪保长杨干卿,工作队从不依靠他,实际上全靠我开展工作。在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减租减息、剿匪反霸等运动中,渐渐地我成了全村的群众领袖了。当年弄得我倾家荡产的伪保长刘金秀,被群众批斗之后,送到县里关起来了。土改时我家又分到了耕牛,分到了土地,并蠲免了过去所欠的全部债粮。全家如释重负,政治上、经济上都彻底翻身了。这时全家人感到真正的抬起了头来,对共产党产生了无限的感激之情。

 

(三)乡民选举。1950年3月,上级决定把行政村改为乡健制,乡长由乡民直接选举产生。在一千多人参加的选举大会上,用投豆的方法选举的结果,我得了90%以上的选票,以绝对优势当选为石楼乡乡长。看到这么多人信任我,我居然当上了一乡之长,过去连做梦也没有敢想过,心里激动极了。主持会议的工作队员肖银恭同志宣布新选乡长讲话时,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胸口咚咚直跳。我本想乘机畅开思想,作一篇新旧社会对比的长篇演说,但心里一慌,面红耳赤,咀边的话也说不成了。我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只结结巴巴的说了两句话:“乡亲们!既然大家看得起我,我一定真心实意的为全乡人民服务,大家看吧!”别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接着工作队叫我父亲讲话,他心里比我更激动,只说了一句:“新旧社会真是大不同呀!”然后就泣不成声了,别的啥也没说成。会后当我把心平静下来之后,我向《河南日报》第一次写了篇稿子,题目叫做《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用我和我一家的身世,由衷地表达了感激之情。这篇稿子在《河南日报》上刊登了。从此我不断地给《河南日报》写稿,1952年还被评为《河南日报》的积极通讯员。

 

(四)土改镇反。被选为乡长之后,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样样任务都完成的很出色,不久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时全乡还没有建党,团员也只有我一人)。1950年8月我被调到黄庄区土改工作队,成了脱产干部。工作队到洛阳地委学习土改政策和土改经验一个月。那时去洛阳还没有公共汽车,我们都是自带行李,骑马去的。第一次骑马难受极了,骑一天从马上下来后连路也不会走了,比当年挑重担去洛阳卖橡壳还难受,从此我一生再也没有骑过马。学习结束后我和老八路李培青同志分配到饭坡乡搞土改运动。饭坡村子很大,工作相当吃力,经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算剥削账,诉苦斗争,群众真被发动起来了,土改运动有声有色。推翻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涌现出一大批土改积极分子,其中的房抓子直接当上了乡长,不久成了区级干部。这时发生了抗美援朝,我们又动员了一批翻身青年参军,保家卫国。

一个时期以来,为了稳定局势,对敌伪人员实行宽大政策。他们乘抗美援朝之机,翘起尾巴,到处造谣破坏,贫下中农很有意见,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八路军讲宽大”。为了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气焰,为了巩固基层政权,在上级统一布置下,1950年12月各地同一时间一齐动手,一夜之间把该抓的人都抓了起来,排成大队送往监狱。罪大恶极的杀了一批,大长了翻身农民的志气。

 

(五)生产助理。土改结束后,组织上决定,从工作队中选调一批人员充实区政府的职能机构。1951年6月我被任命为黄庄区生产助理员。对于农业生产我不外行,也很乐意,这年碰上秋季生蝗,种麦时大旱,当时区委的精力还在抓政治运动上,区长又因病住院,我是生产助理,责无旁贷,我负责发动群众扑蝗和抗旱种麦。我在查明灾情,搞好试点后,向全区发动。那时八路军威信高,土改后的新干部都是新官上任,积极的很,对于党和政府的号召,简直是一呼百应。所以我以区政府名义,发了个有号召力的通知,各乡就迅速行动起来,在全县起了带头作用。区委书记陈浩同志到县里开会,受到县长徐光同志的表扬,他还莫名其妙。回来后大肆表扬了我一番,全区干部评模时,一致评我为模范干部。

 

(六)农展馆报道。1951年10月,我调到新划的白河区当生产助理。这里当时还是原始林区,到处是树,十分喜人。山中还有散匪,邮递员第一次送信,被土匪打死在路边树林里。我到白河不久,只搞了一个多月土改复查,就被派到省城开封的省农干校学习了。学习党的农业政策,学习中央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指示,学习农业先进技术。干校校长李铁梅是个女性老同志,富有慈母心肠,我害了眼疾,她几次陪我到附近眼科医院去看病。课程未学一半,碰上省里招开第一届劳模大会,举办大型农业展览,这时三反运动已经开始,为了反对浪费,节省开支,把学员全部抽到农业展览会上去服务,我被分配到农业馆的宣传科。为了向全省人民宣传这次农业展览的盛况和内容,我用快板书的体载,用通俗生动的农民语言,把各个展览室展览出的详细内容,向全省人民一一作了报道。这篇报道发表在《河南日报》上,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受到大会领导的多次表扬。因此农业厅差点把我留下不让回县。

 

(七)三反整风。从1951年开始在全国开展的三反运动,声势很大,杀了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地专级干部后,对干部的廉政教育极为深刻。但也有一些地方搞逼供信,反出了不少假老虎。中央及时总结了经验,决定把县以下的三反运动,改为三反整风。1952年夏季,嵩县县委集中全县国家干部,搞三反整风一个多月。开始我是积极分子,中间不知何故怀疑我参加过三青团,审查起我来了。那时我年轻气盛,受不得委屈,缺乏党内斗争经验,认为是无事生非,思想不通,两天两夜睡不着觉,因此得了失眠症。会议后期真像大白了,组织上宣布我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任何问题,根据工作表现,在最后评选模范干部时,我还被评为全县的模范干部,在大会上受到了县委的表扬和奖励。

 

(八)对不起爷爷。1952年9月,我调到合村区工作,职务仍然是生产助理。十月份区委派我到李村乡蹲点,发动群众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正在高潮的时候,家中派人报信说,爷爷因病去世。小时候爷爷非常痛爱我,按理说无论如何也得回去祭奠一番。但我在一个乡正搞运动,运动正在高潮,我怎能离开呢?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没有回去。在处理公与私的矛盾上,我这样作虽是对的,但一生每想起此事,总感对不起爷爷,遗憾终生。

 

(九)试办第一个初级社。李村有个李来保互助级,领导骨干强,组织基础好,我根据群众意愿,按照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参考报纸上介绍的外地经验,经过与群众反复的商讨探索,1952年底帮助他们率先建成了第一个以土地入股分红(地四劳六)为特点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自己满以为可为发展社会主义办了一件大好事。谁知上级说没办批准手续,不予承认,成了“黑社”。只好硬着头皮坚持。正在这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集中精力转上抓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因而李村马上成了全县合作化的先进典型(后来被写进了县志),好多人找我取经,区委书记对我大肆表扬并向我道谦。这次办社我取得了第一手经验,了解了各阶层农民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心里动态。对我后来从事合作化运动,大有教益。

 

 

五、光荣入党

 

自从我当选为乡长之后,就开始申请入党。当时党组织还没有公开,人们对国家干部都称为“八路”。开始我曾认为,凡是“八路”大概就是共产党员,所以我第一次的入党申请,是向驻在乡里的工作队员(八路)口头讲的。后来才得知,他那时还不是党员。政治上闹了个大笑话。

  

(一)吾日一省吾身。解放初期,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非常高大的,认为共产党员非同凡人,非无产阶出身的人入党,必须脱胎换骨,思想升华到新的境界才行。为了真正达到党员的合格标准,为了真正从思想上入党,我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加强对世界观的改造。所以自从被选为乡长之后,就立志“吾日一省吾身”,以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镜子,每天对照一次,当天晚上写一篇日记,主要暴露、分析、批判思想上星星点点的个人主义,一个闪念,一个苗头也不放过。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一直坚持了几十年,写了上百本日记,把它视为珍宝,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可惜文革中一火烧了。但它对我的思想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一首比字诗。1951年,为树立革命人生观,为端正入党动机,我写了一首比字诗,其文如下:

 

    比字是较量,看你用何方。当者增进步,失之把人伤。

提倡比工作,进步比思想。对党比贡献,对敌比坚强。

学习比收获,道德比高尚。生活比艰苦,劳动比力量。

服务比态度,办事比周详。只要如此比,天天定向上。

反对比地位,比功要官当。与人比阔气,生活比铺张。

工作比清闲,待遇比下上。天天如此比,私心必膨胀。

欲壑永难填,定把自已葬。

 

这首诗同志们看到后都很欣赏,互相传抄,借以免励。我自己也把它当做左右铭,信守终身。那时思想纯洁,对党虔诚,非常认真。一心要练就共产党人,以解放劳苦大众为已任,去革命终生。

 

(三)光荣入党。组织上早就把我当党员对像培养,1951年在黄庄区工作时,区委书记陈浩然同志就在区委会上提出,把我发展为党员后,当区委宣传干事。后因我工作调动频繁,三年调了三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组织上都要考验一段,就这样拖了下来。1953年初我在合村区马上就要发展了,工作又调到县里。但这次组织上对我很负责,合村区机关党支部详细地向所到单位作了介绍,1953年6月我终于在县政府机关光荣入党了,实现了我多年追求的夙愿。

 

(四)自觉增强党员意识。一入党我就严格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处处事事都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自动担负起解放劳苦大众的历史重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觉的为人民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有一次我到集市给家里买柴,一见到卖柴人的劳累疲惫之状,就顿生阶级同情之心,就产生一种帮助其人义不容辞之感。卖柴人说“柴货要卖二分钱一斤”,我说:“太便宜了,四分钱一斤我买了。”感动得卖柴人连声说:“要价低,还价高,人老几辈谁见过这事,共产党真是太好了”

 

 

六、   自由结婚

 

鉴于我原来的婚姻基础,解放后1950年4月婚姻法一颁布,我就申请离婚。但女方见我当了干部,又死活不离了。一拖再拖,一直拖到1954年春天,在法院调解下,才办了离婚手续。未吵未闹,和平解决好离好散。 

 

(一)自择伴侣。一离婚就有不少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对此相当慎重,先后介绍了几个都觉得不太合适。后来在一个同志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县妇幼保健站的任雪尘同志。说也奇怪,真有点一见钟情和缘分,在几次接触中,我见她稳重大方、腼腆善良、纯朴勤俭,性格相似、学历相同、模样也说得过去,所以就择一而终,别无他求了。

 

(二)两角钱的婚礼。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恋爱,1954年10月我们结婚了。婚礼是在县政府同马善荣县长等三对夫妇集体举行的。机关买了几包糖和烟,利用晚上时间,举行了一个简单而热闹的婚礼。马县长代表我们讲了话,新式婚姻、新式婚礼、彻底移风易俗,革命气氛很浓。这次结婚我和任雪尘二人除了花二角钱领了张结婚证外,别的一分钱没花,一件新衣没添,任何东西没买。当时没人认为这是寒酸,都认为这是革命。我们自己也以此为荣,感到自豪。后来我们常以两角钱的婚礼教育子女和青年。

 

(三)相敬如宾。婚后我们工资不多,生活过的顺心,互相体贴,和睦相处,从不生气,几十年来我们没有吵过一次架。有时偶尔拌过几句咀,还都全是有了好吃的东西,她让我,我让她,相持不下,发几声高腔。在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知已同心,相依为命,倍感幸福。我们叙家常时常说:“这辈子不望我俩相距百里,能结为夫妇,这不是命运的巧合,而是完全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要不是解放,命运将不知把我们摆布到何种境地。”

 

(四)她为我做出了巨大牺牲。我一生忙于工作,家务全由任雪尘同志承担,她为了支持我搞好工作,半路改行,要不她早就有助产师的职称了。一生十来次家庭搬家,她都没有让我参与。1956年她因病到洛阳住院半年,我因忙于工作,竟没去送她,也没到医院看过她一次,对此我内疚终生,而她从不在意。后来我病了,她却离开工作,日夜守候在床前照顾,使我感激不尽。

 

(五)勤俭持家。我一生都是低工资,上有老,下有小,收入少,负担重,全家生活全靠任雪尘同志勤俭维持。全家一直都吃粗茶淡饭,很少改善过生活。为了节支,她学会了针线活,全家人的衣服、鞋子大部分都由她亲手制作,为了节支,她一生没到理发店理过发。为了支,许多生活用品都买减价处理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在1965年自费作了绝育手术。我们上打发两家老人入葬,下养活四个儿女长大,要不是任雪尘同志厉行节约,精打细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一)患难与共。几十年来反左反右我次次挨整,文革以来我就被打倒过四次,任雪尘同志次次都因为我受到了株连。但他对我十分了解,无限信任,不管风浪再大,她都毫不动摇,一直与我同生死共患难,在逆境中成了安慰、帮助、理解、支持我的巨大力量。不论外界多么严寒,家庭始终是温暖的。有诗赠老伴阅: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几年风雨岁,全仗汝一人。

一任人讥指,不惧风险临。畅笑对株连,患难共担分。

思想常相慰,生活关照殷。同志加伴侣,赤诚知已心。

若无君相伴,恐早见马恩。余生并肩度,为党献晚身。

 

总之,一生虽然清贫,但夫妇志同道合,生活过的自在,家庭是美满幸福的。这些都是后话。

 

 

七、   初上领导岗位。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1953年3月我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

 

(一)第一任林业科长。1953年3月我当了嵩县第一任林业科副科长。科长罗长荣同志未到任就去学文化了,毕业后调到外地工作。林业科的工作由我主持。当时有些初调到林业岗位上的干部子女,看不起林业工作,说什么“革命多年打柳橛,一身光荣栽树娃”。我虽没上过林业学校,但由于小时候故乡山林对我的感染,我对林业工作很感兴趣。不懂业务向技术人员学习,情况不明下去调查研究,群众信心不足,就用典型启发,搞山区建设远景规划,提鼓舞人心的远景口号(如靠山吃山、靠山养山、植树造林,改造自然。把山区建成花果山、米粮川、点灯不用油,梨地不用牛,走路不小心苹果碰肿头的美好境地等)。于是群众性的护林、造林、封山育林、采种育苗、嫁接果树等林业生产逐步开展了起来。出现了小章沟的护林防火,张岑的洋槐封沟等一批选进典型。同时一批国营林场也先后建立了起来。1955年春天在洛阳地委召开的山区工作会议上(重点研究山区建设),我从山区发展林业的角度作了一次开发山区生产的发言,讲的生动具体,大受轰动,受到了地委书记王慧智同志的表扬,把发言稿印发全区。

 

(二)庄科乡双统。1953年11月,国家决定对粮食统购统销,组织上派我到德亭区,带领一个工作组到庄科乡去搞双统。这里富余中农多,过去工作落后,从一家一户农民家里一次购出几石、十几石、几十石粮食,简直象摘心一样,工作量大极了。但我出生在农民家里,比较了解农民的心里特点,不断针对他们的思想动态,对症下药开展宣传,深入细致的个别发动,培养典型大会带头,现身说法启发教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攻下一个又一个保垒,超额完成了统购任务。最后德亭区全区评比,庄科乡被评为双统模范乡。年终回到县里,机关评选模范干部时,大家一致投了我的选票,县长刘子民同志不知根据什么说我在庄科乡双统没有完成任务,把我的名子一笔拉掉了。对此我本有一肚子意见,可转念一想,认为共产党员在名利面前决不能张口,绝对不能争名争利,因而我一声没吭,未作任何解释,没闹过任何思想情绪。只是觉得刘子民县长官僚主义太甚了。

 

(三)龙王乡办社。1954年10月,在我结婚的第三天,我就奉命带领一个工作组到龙王乡搞山区农林牧综合性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办社试点。嵩县山区多,急需这方面的经验。经过调查研究,商讨探索,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把龙王乡的农林牧各种生产资料集体化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建成了,对山区如何实现农林牧高级合作化,初步淌出了一条路子来。在后来全县召开的山区办社会议上和山区合作化训练班上作了详细介绍,马县长的爱人程秀英同志与我同时到绸子乡办社,龙王建社结束时,绸子乡的群众还顾虑重重不愿入社。绸子乡也是我负责的副点之一,程秀英同志找我求援,我到绸子乡住了一段,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摸透了农民的心思脉搏,找到病根之后,运用党的政策,参照龙王经验,抓住人心开了一次动员大会,农民把政策吃透了,很快就形成了入社高潮。程秀英同志说:“你象钻到农民心里一样,那么了解人心,每句都说到农民的心窝里,你讲一次话,胜俺磨蹭两个月。”可能是她回县后向马县长说了此事,马县长对我大加赞扬。不久我由林业科的副科长提拔为正科长。县委还曾研究要调我当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从此之后,我虽在林业科,只是挂个名子,实际成了农村工作部的专职干部,在实现高级合作化期间,我常年从事合作化运动。下去调查,亲自蹲点,一期接一期的办高级社骨干训练班,成了实现全县农业合作化的骨干力量。地委农村工作部了解这一情况后,后来地委调我到地委农工部工作去了。

 

(四)党校学习。1956年8月,地委指名叫我到省委党校学习。县委书记孙维杰同志说工作离不开,地委还派人作了工作。入校前学员先在地委进行了一次模底考试,我的考分最高,入校后被指定为学习组长,党校设在新乡,入校路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向往已久的伟大黄河。学期半年,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和党的建设以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等。党校有个姓业的教育长很会讲课,深入浅出,能把干巴巴的理论问题讲活,使人启蒙开巧,兴趣盎然。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系统的学习理论,学到了马列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理论联系实际深感大有提高,大有顿开茅塞,眼睛忽然一亮之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理论上比较系统的一次启蒙教育,并为我后来学习马列打下良好基础。课程学完,经过考试,还发了正式毕业证书。

 

(五)大章中心乡党委书记。1957年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些逆流。右派开始向党进攻,农村合作化出现了反复,粮食统购也遇到了阻力,各种歪风邪气都已抬头。为了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中央指示要派大批干部加强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此县委派我到大章中心乡担任了党委书记。当时的首要任务是作好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各阶层的思想认识问题,树立社会主义正气,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在作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当地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我向乡的乡社干部、职工、教师等作了两次政治报告。讲的生动活泼,针对性强,切中要害,效果很好,把广大干部从思想上武装了起来,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很有成效。会后乡社干部纷纷反映说:“这样的人才,为啥不叫当宣传科长,而当林业科长?”在县委召开的社教经验交流会上,我汇报了大章乡当前群众思想上存在的几大问题和社教作法,受到了县委书记孙维杰同志的高度赞尝,号召在全县推广大章经验。

 

 

八、   大跃进的岁月。

 

1958年初,嵩县县委突然成立了一个山区生产办公室,调我去主持工作。我满以为是县委要加强山区建设了,谁知道是地委农工部要调我(当时农口的干部,由农工部垂直管理),县委不放,临时因人设事,成立这个机构来推辞。1958年7月,地委农工部下了正式通知,县委也只好放人。

 

(一)三面红旗下的左倾蛮干。我一到地委农工部,就碰上人民公社化高潮。公社化完全是一阵风,大忽隆搞起来的,只是一句话宣布一下而已。中央在喳岈山召开建立人民公社的现场会后,在毛主席“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下,不几天各县就化完了。那时把总路线、大跃起进、人民公社称谓三面红旗。对社主义急于求成,自上而下狂热起来。大办钢铁,大刮五风,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席卷神州大地。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小麦亩产七千二百斤,红薯个儿超地球”,到处乱放假卫星。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一个县建立一个人民公社,人吃大锅饭(群众吃饭食堂化),牲畜实行大槽喂养,幻想一个早上就建成共产主义。一切生产、生活资料都共产了,粮食也没人收了。群众打花脸穿戏衣下地,生产大轰大翁,没有任何责任制度。生产效率低,农活质量差。我对此非常不安,认为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农工部的其他同志长期下乡,部里的日常工作,对上对下,全靠我一人支撑。我积极主张用用高级社的一套管理办法去加强对人民公社的生产管理。所以就一面协助地委书记王慧智同志下乡调查研究,探讨人民公社如何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具体办法,在一个生产队进行了一次棉花管理包工包产到户的座谈。同时我以农工部的名义向全区推广了偃师县一个大队(那时叫管理区),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管理经验。不料因此竟大祸临头。

 

(二)被打为严重右倾。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反到了我的头上。把地委书记王慧智同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我定为严重右倾,大批特批,一连批判了好几个月,检讨几次也不让过关,真是冤枉呼哉。这次全国性的反右,结果左上加左,事事浮夸,以致酿成了全国性的三年困难(包括天灾因素),中央后来的结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于1962年4月27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加强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给庐山会议后挨整的同志彻底平反。这时地委农工部决定给我开平反会议,被我拒绝了。我认为党把这次反右倾彻底否定了,我的问题目自然就解决了,个人屈辱不值一谈,个人恩怨更不能计较,过去的事组织上一说话就算完了,没必要再开平反会议。对此当年农工部参加反右的有关人员,思想上都十分感激,纷纷赞扬我宽宏大量的政治胸怀。

 

(三)深受五风之害。1958年秋季,本来是个丰收年,但因劳力上山,大办钢铁,大刮五风,地里粮食收回无几。加之省委领导人头脑膨胀,忘乎所以,开电话会议号召群众“放开肚皮大吃大喝,把穷气吃掉”。结果第二年春天就缺粮断炊,发生了严重饥荒。这是全局性的工作错误,人民群众大吃了苦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恐怕人民早就造反了,生活困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浮肿病,干瘦身,闭经病到处发生,河南一个省就饿死了上百万人,不少人家破人亡,以致后来发动群众时不敢搞回忆对比。五风之下,我和我的一家也深受其害。我和机关同志下放到宜阳寻村公社的官庄大队,在群众食堂里喝了两个多月的稀汤,身得浮肿和肝炎,同志们说我面带“死色”。我爱人饿得青年闭经。五岁的孩子饿得从拉圾堆里拣白菜疙瘩啃。更不幸的是我的父母一年两头先后去世,他们都是在饥饿干瘦之下得癌症死的。年龄都才五十来岁。60年冬死去了母亲,61年夏天死去了父亲。当时物价奇贵,有钱也难买到东西,在父母治病、埋葬中作尽了大难。尤其是父母双亡之后,撇下年幼的弟弟、妹妹无法生活,不得已把岳母接去照料他们。总之五风给我的一家造成了很大的悲剧,留下了终生难亡的创伤。

 

 

九、   专职秘书

 

为了加强洛阳地委的领导,1958年底,在五风已大刮半年的时候,省委从洛阳矿山厂调纪登奎同志当了洛阳地委第一书记。因我亲自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农村合作化的整个过程,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纪登奎同志就叫我跟他下乡。1963年初,组织上正式决定叫给纪当了专职秘书。

 

(一)洛阳纠五风。纪登奎同志一到地委,就深入各县农村,认真调查研究,他头脑比较清醒,对大跃进比较谨慎。他不赞成大办群众食堂和对牲畜大槽喂养,为此曾与省委副书记杨蔚平同志发生过争吵(后来杨为此向纪写信道谦)。他到农村调查后,对五风亲眼所见,感触较深,觉悟较快,下决心纠正较早。后来为了迅速收正五风,纪登奎同志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到偃师和洛宁县农村搞点,取得经验,指导各县。并采取断然措施,较早地解散了群众食堂,对牲畜实行分户喂养,向群众借地流荒。对一平二调向农民算账退赔。根据中央指示,人民公社实行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因而到1963年,洛阳地区的形势就大好转了,在全省来说,洛阳地区五风相对较不,纠正较快。

 

(二)商丘救大灾。1963年7月,纪登奎同志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我也随纪调省工作。到省不到百天,九月下旬商丘地区发生了罕见水灾(3小时降雨量400毫米,接着又霪雨多日)。座飞机到灾区上空一看,整个商丘一片汪洋,遍地行舟。村村水淹,房倒屋塌,群众在树上待救,几百万灾民啼饥叫寒。为救灾省委决定让纪登奎同志兼任商丘地委第一书记,我也随纪到了灾区。深入灾区一看,水灾加五风,造成灾民家陡四壁,一贫如洗,无吃无穿,十几岁的女孩子一丝不挂,令人触目惊心。纪登奎同志为救灾心急如焚,废寝忘食。想尽措施,抢救灾民。请解放军开般救人,用飞机向灾区空投食品、药物;派大员到各省市四处求援;亲自到灾区蹲点,研究救灾粮款的发放办法,与灾民同甘共苦、共患难、同吃同住同劳动,晕倒不下火线;大年初一到安徽谈判拆除阻水工程。由于全区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尽了最大努力,由于国家的大力赈济,由于兄弟省的慷慨支援,由于解放军捐献大批军衣,几百万灾民的生活得到了喜出望外的安排,无一人逃荒要饭,没有饿死一人,创造了救灾史上一大奇迹。当时发给一个大队的救灾粮就超过老包陈州放粮的总和。灾民一碗能吃几个省的食物,人吃百家饭,身穿黄军衣,春节家家户户都能吃白面饺子。灾民对共产党对毛主席感激极了,大年初一许多人自发地在毛主席象前烧香上供,情景非常动人。救灾救出了党和人民的无限深情。

 

(三)项城搞四清。1964年秋天,根据中央指示和王光美同志来河南介绍的桃源经验,商丘地委决定集中全区干部到项城县搞四清运动。在工作队员入村前两个月,纪登奎同志带领地直机关一批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到项城孔营大队搞四清试点。我也是试点工作队员之一,具体分管了一个生产队。开始我们照搬桃源经验,工作队员一律不露职务,直呼其姓,包括纪登奎同志在内,天天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三顿吃红薯,赤脚下地拉耧种麦。撇开干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查祖宗三代,层层剥皮,搞神秘主义、繁锁哲学。不久纪登奎同志亲自参加了中央北戴河会议,带回了《二十三条》,运动才走上了正轨。我是基层出身,对群众工作比较熟悉,又始终坚持了试点工作的全过程,所以孔营的试点经验,经全体工作队员民主总结之后,由我向总团和全体四清大军作了系统汇报。因为试点是纪登奎同志亲自带队搞的,所以试点经验在当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全县四清运动,分两批展开,矛头对准基层干部,分毛必算,破产退赔,人人过关的办法,对基层干部是过份了,过严了,太左了,大伤了感情。运动过后大小队干部纷纷躺倒不干,后遗症很大。但这次运动对惩治腐败,对广大干部的廉政教育却是十分深刻的、有效的。四清结束时我曾问基层干部,这次运动对干部中的四不清能管几年?有的说能管二十年,有的说能管一辈子。当然这都是极而言之。

 

(四)深刻的印象。四清之后,我留在项城工作,纪登奎同志回省了。我与纪登奎同志相处的时间虽然只有两年,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他思维敏捷,才智过人;多谋善断,事事胜任;对党忠诚,对人热忱;作风民主,不耻下问;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知难而上,不怕困难;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敏于事而善于行,处处果断;口才好而明事理,以理服人;写东西自己动手,从不依靠他人。他是一个有水平、有经验、有作为、深孚众望的优秀领导干部,是一个难得的治国人才。所有了解他的人,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他的思想作风对我影响很大,是我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可惜后来他壮志未酬,中年暴殁,实在是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

 

 

十、   项城沉浮

 

1965年4月,第一批四清结束时,组织上决定把我留在项城,任县委副书记兼贫协主席,巩固四成果。

 

(一)踢开头三脚。由于县委第一书记李敏同志带领工作队外出搞四清运动,县委分工我留在家里主持全县的日常工作。我一时成了决策人物,于是就放开手脚,雷厉风行的干起工作来了,一年之内办了三件大事,踢开了头三脚,打开了工作新局面。

一是,比较好的解决了四清后干部思想上的遗留问题。由于四清太左,大伤了基层干部的思想感情,所以工作队一撤走,大小队干部纷纷躺倒不干,许多基层组织曾一度出现了瘫痪状态。面对这一严重局面,我深入基层,蹬门走访,开座谈会,促膝谈心。弄清干部思想疙瘩之后,在党校办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干部,学习“老三篇”,树立革命人生观。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消解干部思想上的怨气。让基层干部中认识转变好的先进典型现身说法,启发教育。我亲自给他们上党课,针对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谈古说今,顺气鼓劲。从而打开干部思想上一把又一把的大锁,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疙瘩,使他们的三气(怨气、泄气、丧气)尽扫,破啼为笑,振作精神,再显身手,重打鼓另开张,率领群众学毛著、搞建设。从而使各项工作又有了新的起色。

二是,比较彻底解决了县直机关的精兵简政问题。1966年初,省委决定在项城等8个县在全省搞精兵简政试点。不划框框,不作任何规定,从实出发,大胆试验。我们以毛主席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的指示为目标,放手发动干部职工民主讨论,从方案制定到人员去留,都充分走群众路线,结果机关精简了三分之一。把精简下来的人员,组成农村工作队,到每个公社搞一个政治、生产工作的示范基点。从而使机关改变了面貌,农村工作有了样板。

三是,大力发展农业,改变落后面貌。项城是豫东平原,全县一块平地,一片沃土,发展农业潜力很大。但过去思想保守,生产落后,办法原始,产量很低,小麦亩产只有百十来斤,秋季只种红薯、豆子,全县农民没有一人种过玉米。为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四清之后我们通过各种会议,大力批判因循守旧、夜郎自大、无所作为等小农经济思想,在各级干部中大力提倡为官一任,要有所建树,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有所作为。于是动员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因地制宜,自力更生,苦干实干,一冬一春就基本上实现了土井式的农田水利化,平整土地,打畦灌溉。大搞种植改革,第一次把小麦专家刘应祥请出家门,到项城传播小麦高产经验。还从偃师岳滩请了五十名农民技术员,到项城破天荒的试种玉米,给全县示范。在生活习惯上,大搞勤俭持家、储粮备荒,移风易俗教育,从林县请来了农民报告团,向项城群众传播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经验。以改变当地群众“上季不存下季粮”的生活陋习。

短短一年多时间,三件大事卓有成效。若能坚持三年、五年,项城面貌定会有个很大改观。1966年4月,组织上任命我为项城县委第二书记。

 

(二)文革大冲击。正当我施展抱负,下决心建设项城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很快刮到了项城,一夜之间,我成了革命对象,被打成了走资派。我是四清后留在项城巩固四清成果的,但文革一开始,四不清干部起来造反,四清工作队和积极分子一下子都成了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我这个刚刚当上县委书记的人,也成了走资本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完没了的揪斗批判,大年初一游街,大字报铺天盖地,被剥夺一切自由,成了专政对象,任意诬陷,侮辱人格。爱人下放,孩子挨打。我当时对文革很不理解,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作法,深感不可思义。曾背地同×××同志发牢骚说:“老人家老了,糊涂了,自己乱起自己来了”。

 

(三)违心而支左。当时在中央文件上、广播上、报纸上,天天一个劲的讲,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的,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评干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要求干部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要站在左派一边,支持左派。特别是看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后,由于自己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对党有较强的组织观念,所以不敢再一唯的疑三怨四了,只好在自己思想上强转弯子,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于是硬着头皮言不由衷的表态支左;拥护文化大革命运动,支持群众起来造自己的反。后来两派群众争夺当权派,一派把我抢到北京去看形势,通思想,要我发表声明支持“二七”,我也就跟着刘建勋、纪登奎同志支持“二七”这一派了。那时把支派理解为支左。

 

(四)参加三结合。经过将近一年的冲击批斗之后,1967年7月我和李敏同志都被群众组织解放了,成了革命领导干部。但群众组织认为我们是他们解放出来的,他们是救世主,一切都得听他们指挥,动辄就对你造反或者叫你二次亮相。一切工作都得同他们商量,向他们作工作困难极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千方百计正面引导,抵制其错误,竭力减少文革造成的破坏。

1968年2月建立县革委时,军队支左,人事安排武装部当家。当时有人揪住李敏同志的历史问题不放,我再三向武装部和地区领导建议结合李敏同志通不过,结果把我结合为县革委主任,李敏同志调地区工作。当时的主任是很难当的,领导班子中是军干群、老中青,意见很难统一。幸亏武装部的同志、地方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的多数人支持我的工作,大家的一致努力下,正气逐渐上升,邪气掀不起大浪。千方百计作工作的结果,全县文革中没有发生大型武斗和流血事件;全县两派群众组织联合的较早;老干部的绝大多数在县革委建立不久都及时解放了出来,;平顶山一伙人到项城抢枪,被我和武装部的魏孝言部长亲自指挥群众,赶出来了项城;少数造反派头头搞打砸抢,搞多中心,很快得到了解决,并作了严肃处理。县革委在斗争中逐步树立了权威,工作比较好办了。

 

(五)项城斗批改。进入斗批改阶段,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斗批改的一切内容都是毛主席提出的,其间中央还推广了毛主席亲自抓的六厂二校的试点经验。那时我们把斗批改当作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去执行。由于当时项城局势比较稳定,在周口地区乱子最少,县革委比较有权威,所以斗批改阶段,地区领导事事让项城带头,因而农村清队、落实可教子女政策、精兵简政、干部下放劳动、知青下放、教育革命、政治建队,领导班子革命化等,都先走了一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过几十篇项城的消息和经验报道,地革委多次在项城召开推广项城经验的现场会议,项城的同志多次在省里召开的重大会议上发过言。特别是对项城的精兵简政和干部下放劳动,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并加了编者按,《河南日报》发了社论,《人民日报》发了头版头条新闻后,一时轰动全省,出名在外,许多地方千里迢迢派人到项城“参观学习”,对全省影响很大。斗批改阶段,我已当了县革委主任,尽管自己主观上竭力排除各种干扰,千方百计的把它纳入当时中央政策的轨道,但它本质上都是极左的、错误的。无论对文革作何评价,对项城这段工作,我是负有领导责任的。我费九牛二虎之力,为错误路线卖过命。路线错了,工作越出色,错误越大。可惜在当时自己毫无这种感觉。

 

(六)建设新项城。项城文革前搞过一次精简机构,但文革中都反复了。第二次精兵简政,有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搞的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县社两级同时精简,采取“下放、合并、撤销、精简”等八字方针,全县共精简干部1762人,除一部分加强充实加强教育、卫生和其他企事业单位外,其余1213人组成农村工作队(亦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过在县集中训练,到大寨参观学习,深入三大革命第一线,领导群众学毛著,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政治生产两手抓,动员群众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项城。使其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与此同时,全县3200多名高初中比业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部返乡回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工农相结合,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批下放干部,一批还乡知青,二者结合起来,成了农村政治、生产建设的一支新生力量,很快在全县掀起了群众性的学毛著、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项城的政治、生产建设高潮。

在学习毛著高潮中,生产队都配了政治队长,办了一万多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群众参加了学习。并在全县推广东风大队小刘庄办家庭(或联户)学习班的经验,男女老少学习老三篇,改造世界观,斗私批修。过去村里的一些品行不端,吵嘴打架,偷鸡摸狗的人,一经学习,判若两人,人人争办好事,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

在学习大寨运动中,充分发挥愚公移山和大寨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建设大寨田的革命精神,以公社为单位对农田实行排、灌、路、林、机综合规划,发动群众挖泥河、治汾河、建水闸、打机井,大兵团平整土地,打畦田,使其地成方,路成林、渠配套,旱能浇,涝能排,旱涝保丰收。出现东风、孔营、闫楼、小刘营、大王庄等一大批大寨式的先进大队,在全县起示范带头作用。为了推广科学技术,全县所有大队都建立了农业科研站。为了进一步提高绿化水平,全县所有生产队都建立了苗圃。

为了振兴项城经济,全县自筹资金,到江苏聘请技术人才,破天荒地建起了一个化肥厂。同时还先后建立了或扩建了纱厂、电厂、农机厂、水泥厂、砖瓦厂、酒厂(味精厂前身),初步奠定了工业基础。

 

(七)国庆节观礼。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时,中央决定举行大庆,邀请一万名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赴京观礼。我作为干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观礼活动。国家为体现工农兵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对这次观礼代表的政治待遇规格很高,处处都按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对待。我们一出北京车站,就受到敲锣打鼓队伍的夹道欢迎,醒目的横幅标语写着:“热烈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到京后中央又让一千多名代表住到毛主度身边,我有幸在相当神圣的地方中南海住了半个月。目睹毛主席和中央工作人员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使我们大为吃惊,深受教育。

九月三十号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会,一共有五千人出席,其中观礼代表就有三千多人,中央相当突出工农兵的政治地位。代表们一到大会堂,简直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处处稀罕,目不暇接。周总理在招待会上发表了国庆讲话,并到桌子前敬酒。平民老百姓,总理座上宾,代表们人人心中感慨万千。桌上摆的是西餐,代表们第一次用刀叉吃饭,闹了许多笑话。为留点纪念,有的代表临走时拿了餐桌的刀叉和酒杯,后来大会堂又去作工作收了回去。

九月三十号夜,我们住在中南海的观礼代表,接到请柬,让我们十月一日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身边,一道观看节日游行国庆烟火,激动得许多代表一夜未睡。十月一日上午我们提前上了城楼,夹道等候毛主席的到来。将近十点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来了,代表们又喊口号又鼓掌,一股热流在全身涌动,心在跳,泪在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毛主席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向大家频频招手。我们面对面见到了毛主席,深感万分荣幸。上午十点钟游行检阅开始,工人、农民、海、陆、空、民兵、文艺和体育工作者组成的各种方队,一个接一个地从天安门前走过,十分壮观,非常鼓舞人心。晚上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万紫千红,八点整毛主席又到天安门城楼和大家一起观看节日烟火。烟火升空,五光十色,变幻无穷,赤澄黄绿青兰紫,汇成各种栩栩如生图案,让人心旷神怡。烟火一直燃放到深夜。这一天,我们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度过,大家沉浸在无限激动、无限幸福、无限光荣、无限自毫之中,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公布观礼名单时,还公布了我们的名子。为了满足全体观礼代表的要求,十月十一日下午七点三十分钟,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亲切接见了万名代表。

代表团在京除参加观礼活动外,还免费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参观了毛主席亲自抓的斗批改试点六厂二校,参观了体育表演。总之,这次观礼让代表们享尽了人间最高待遇,人人感到受宠若惊,恍若作梦。但深知这并非个人应享之荣誉,而是党和国家对全国人民的厚爱。个人虽有幸享受这一殊荣,而内心却深感受之有愧,万分不安。观礼回来,在周口,在项城召开大会,我在会上作了观礼汇报,让大家分享幸福,以增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责任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八)学习焦裕禄。在项城工作期间,我身处而立之年,政治上开始成熟,精力充沛,记忆力较好,概括能力较强。开会很少记录,讲话不用稿子,针对实际,入木三分,既条理,又生动,不论如何艰苦重大的任务,只要动员一次,就可以行动起来,至今还可以听到基层干部对我讲话的赞誉之声。我成了一县之长,适逢报上发表焦裕禄的模范事迹,我就真学实干,真正给全县人民做出表率。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不称官衔,食堂生活,排队吃饭。深入实际,了解下情,常一人带病骑车下乡,走遍全县的村村队队。了解民心民情,关心群众疾苦,带领群众前进。遇事走群众路线,不喝酒,不吃茶,下乡不准招待,处处从严要求自己,布衣素食,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群众夸奖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是“项城最能干的一任县委书记”。

在一片赞扬声中,思想上产生了骄傲情绪。自己一有查觉,就自查反思,认真从思想上进行了一番自我剖析。把查到的在思想上作怪的东西,作词而记:

 

(江城子)放包袱

 

贫农出身历史清。干说写样样行。爬遍阶梯,领导经验丰。

土改合作四清躬,搞群运悟其经。亦曾几次大挨整,都平反更觉正。

烟酒茶不,两袖生清风。应惕骄傲包袱重,严剖已常清醒。

 

 

十一、周口风雨

 

1970年元月,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周口地区工作,相继担任了地革委副主任、党的核心组副组长、地委书记等职。(1971年3月,在省委召开的党代会上,又被选为省委委员)。这时正值全国性的军队支左和军管时期,当时地、市、县的领导班子中,都实行军政两个一把手,地方党委的一把手多是军人。上级每开重要会议,都是军政两人参加。由于派性干扰,军政关系处在多事之秋。

 

一)决心改变周口面貌。我调周口之初,当时军队和地方干部闹不团结,地直机关派性严重,我对此相当警惕,想竭力避免自己陷了进去。所以我一上任就摆脱机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决心先把全区工作局面打开,从生产上改变周口面貌。调查中了解到文革后干部怕字当头,精神状态不好。同时也发现了两个很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典型,一个是莲池公社党委书记张文祥同志废寝忘食大搞科学种田;另一个是刘振顿公社大搞翻淤压沙,植树造林,改变贫困面貌。有了这两个好典型,又遇上中央计划会议精神,所以经地革委研究决定,召开了全区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我在会上针对干部的精神状态,充分运用这两个典型经验,作了四个小时的动员报告,干部精神为之大振。会后形成了全区性的学大寨、改面貌、抓科学、创高产的生产建设热潮。大家反映这次会议的作用在周口是罕见的,当时的公社书记们至今还念念不忘。为了把周口的农业尽快搞上去,我还特意从生产先进的新乡地区,给每县请了一位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乡级领导干部,到这里担任实职,以期县县搞点,以点带面,全面开花。可惜不久我受了批判,从新乡请来的这些同志,大部都被赶回原地。

 

(二)地革委党的核心组“整风”。1971年夏季,省军区政委王新同志推行林彪极左路线,为了把地方党委“军”起来,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7月派工作组到周口以地革委党的核心组整风为名,大整起我来了。给我逻织了一大堆罪名,反军、派性、生产党、不突出政治等等。召开各县和地直机关干部,一连批斗了我三个月,批斗会一直开到“九·一三”林彪摔死才结束。“九·一三”后仍不罢休,还把我的所谓错误材料印发各县层层传达批判,意欲搞臭。直到1972年2月,地区召开党代会时,虽然也把我选为六个书记中之一,确定地方干部的第一把手,但在会上又把我的所谓错误写在大会报告上批判。这次选举真的把周口地革委“军”起来了。地革委一把手是军人,六名书记四名是军人,政工组、生产组、政法组组长全是军人,当时的地方干部有的是批臭了的靠边站,有的是进班子不当权。我当时进退两难,哭笑不得,当了一段被“军”起来的地委书记。

 

(三)痛说干部心里话。1972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各地市军政二人参加),揭发批判王新的问题。我是在干部会议开了半个月后才发言的,那天轮到我发言时,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我也没写发言稿子,但一讲而不可收,一气讲了三个多小时。我站在大事大非的高度,摆事实、讲道理、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历数了王新对全省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打击一大片的累累事实,概括了他为整人而采取的“关起门来整军队(干部),开开门来整地方(干部),找岔子、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踢摊子、换班子”等种种手段,痛说了广大干部几年来一直憋在心里想说而没地方说的心底话,一句句与到会人员从内心里发生了共鸣。王新整人太多,积怨太深,尽管我发言使午饭推迟了两个多小时,但会场秩序好极了,时而鸦雀无声,时而群起质问,大家都发愤忘食了。普遍反映说,我这次发言道出了全省广大干部的心声。大家对我的发言记录稿兴趣很大,会后全省各地以各种印刷手段到处印发。

 

(四)不讲个人恩怨。王新一被批,担任地方职务的军人同志,不少人陷入了被动。我顾全大局,处以公心,不讲个人恩怨,维护军政团结。遵照中央提出的只批王新一个人的方针,到处给军人同志作工作,说好话,替他们开脱,保护他们过关,维护军队声誉,给支左的同志创造工作条件。对此军队的同志都很感激,纷纷赞扬我的政治风度和为人品德。当时在周口地委担任第一书记的军分区政委丁辛同志,为人忠厚,实事求是,虽然“整风”时由他主持会议批我,但我深知他是在很大压力下,被迫奉命行事的。我从思想上谅解他。所以批王新后,我千方百计的为他说好话,保护他安然过关。从此我们都知道了彼此的人品,结成了知心朋友。后来两人工作不在一起,但一有机会就互相看望,甚至我身处逆境,他还来看我。

 

 

十二、省委工作五年间。

 

1973年初,我43岁那年,组织上任命我为省委常委、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在省委工作了将近五年。

 

(一)工作努力,最大忙人。我到省委之后,工作是相当得力的。这是因为:一、组织上对我信任,让我担任了一大堆职务(省委常委、副秘书长、省直党委书记、省工会副主席),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对我器重,各种大事找我商量,叫我去办,许多重大会议叫我讲话,他对别人说是把我当第二书记用的。当时地市委的领导同志们也说我是事实上的省委的常务书记(我一开始就意识到刘建勋同志把我摆在这种位置上十分不妥,多次向他提过建议,而他却说他历来用人好专,当年在湖北当省委第一书记时,用人就是如此);二、当时常委中数我年轻,我认为有那么多富有经验的老同志掌舵,领导拍板以后,具体实际工作自己情放手干了;三、当时政治上我发言权较高,思想解放,敢于讲话,基层出身,有实际工作经验,解决问题比较得力。所以常委中数我管事多、讲话多、出面解决问题多,文件、电话、找我的人多,我成了省委最大的忙人。自己放开手脚,竭尽全力,日以继夜,拼命工作,扭坏脚也不休息,柱双拐日夜忙碌,千头万绪,日理万机。那时一心想着工作,忙累再很,也甘心情愿。

 

(二)深入工厂,解决派性。新乡的平原公司,是航空工业部的军工企业,是生产飞机重要部件的。在文革冲击下,工厂停产了。中央责成河南,加派力量,进行整顿,抓革命促生产,限期把军工生产搞上去。1973年4月我和夏传寅同志奉命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平原公司蹲点半年。

我过去没有搞过工业,这是个崭新的课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该厂的主要症结是,文革中自上而下分成两派,两派长期内战不休,领导瘫痪,工人放羊,生产停顿。于是我们有的放矢地采取了四项整顿措施:一是,代表省委表态,大力支持新派去的吕英同志(原洛阳市委书记)和该厂原来的老厂长边路吉同志组成的领导班子,挺起腰杆,大胆工作,在斗争中树立领导权威。二是,对只会造反、目无法纪、横冲直闯、破坏能量极大,引起民愤的派头头李××大会点名,全厂批判,公开宣布他是政治疯子、政治狂人。狠杀了无政府主义妖风。三是,遵照毛主席提出的“人家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运用纪登奎同志在洛阳创造的“用民主整风的方法,拆墙填沟解疙瘩,解决两派矛盾”的经验,深入作好两派的老干部、新干部、群众组织头头的政治思想工作,自上而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逐级开展自我批评。实践证明,这种办法极为有效。一番检讨,前仇尽泯,团结起来,群情振奋。职工反映说,过去互相攻击,越攻越气,阶级兄弟成了仇敌;现在自己批评自己,几句诚心话,釜底抽了薪,阶级兄弟又成亲人。四是,建立严格的劳动和奖惩制度,奖勤罚懒,按劳分配,表扬好人好事,扶正压邪。由于上述措施奏效,平原公司很快改变了面貌,军工生产走向了正规。

为了在全市推广平原公司的经验,新乡市委召开了全市各行业新老干部参加的扩大干部会议,平原公司的新老干部和两派头头,在会上声泪俱下地作了拆墙填沟解疙瘩的典型示范。我就平原公司的基本经验,作了一个小时的发言。会议开的很成功,反映十分热烈。平原公司的经验很快在全市开花结果。

 

(三)不避风险,敢于讲话。1974年2月初,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布置批林批孔运动。这时四人帮煽动错误思潮,闹得人心惶惶,很多人以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成群结队的人跑到省会看形势。出席会议的各级干部思想很乱,都在等候省委表态。可是常委同志对运动不摸底,互相观望,都不发言。眼看着这样散会,全省马上就会瘫痪,就会大乱。于是我挺身而出,二月八日在地市委书记碰头会上,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泛滥起来的错误思潮和党内外的混乱思想,我有的放矢的讲了一次话,到会同志把它概括为六不准(不准串连,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大字报乱点名,不准乱揪人,不准脱产闹革命,不准踢开党委闹革命)。为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撑了腰,受到党、政、军各方面的热烈欢迎。会后层层传达,到处印发。不少人说这次讲话曾一时起了“一言安帮”的作用。

 

(四)当即立断,制止“双突”。1974年4月,一些人乘批林批孔,各级党委软弱被动之机,纷纷伸手要党员、要官,不讲条件的往党内和领导班子里钻,大有不可抗拒、失去控制之势。当时省委第一书刘建勋同志因公在湖北,省委组织部长董万里同志因公在信阳,我征求在家的省委书记耿其昌等同意,以省委组织部名义下发了立即停止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的“四·八通知”,关死了“双突”的闸门,制止了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全党的欢迎。

 

(五)集中目标,定向爆破。批林批孔中河南发生了“批茶馆”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刘建勋同志在杀妖风会议上点了名,李××同志在全国基本建设会议上讲话点了事,李说:“河南有个春来茶馆,就是不大满意的人在一起喝茶、骂娘、骂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时,刘建勋同志提出不能乱批代表人物,为了缩小打击面,批黑茶馆要“集中目标,定向爆破”,只批长健、李福祥两个人。我当时以为这是指导运动的正确方针,所以就积极执行了。铸成了我在文革中的一大错误。

 

(六)批右倾翻案风,我成了众矢之的。批林批孔前后,纪登奎同志三下河南反对派性。我积极协助省委制订和贯彻省委32号文件和17号文件,对新干部中的错误思想进行教育,并动员新干部下放基层进行锻炼,使其摆脱派性,少犯错误。我随省委其他领导人一道,先后到省直机关、郑州市、铁路局、开封、新乡、焦作等地点名批判一些造反派头头中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有的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肃处理。我当时是严格按照党性办事的。不料1975年冬,全省那些被点名批判的,受到党纪国法处理的违法乱纪分子,集中目标向我扑来,我成了全省的众矢之的。省直的、开封的、新乡的、焦作的、周口的闹事人员串通起来,每天开汽车上街游行,冲击省委机关。他们占领省委接待室和办公大楼,开着车在省委常委宿舍区昼夜叫骂:“赵俊峰是刮右倾翻案风的黑干将”、“邓小平定调、纪登奎吹号、赵俊峰蹦跳、必须坑掉”、“活捉、油炸、火烧赵俊峰”等,大字报铺天盖地,墙上、地上、电线杆上到处都是我的大字报。传单沿街乱撒,大喇叭昼夜叫喊,闹得天昏地暗。我不能在机关存身,不得已转入地下。1976年3月我怀着一肝子委屈,建议刘建勋同志进京汇报河南问题的真像,要求中央表态支持。因四人帮挡道,汇报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致使忧郁成疾,一病不起,恶性失眠,无名高烧。在省里医治无效,1976年5月到上海住院半年。

 

(七)议论四人帮,拥护除四害。1975年夏天我在北京看病时,就听到关于四人帮的许多议论,如上海帮、红都女皇、张春桥是判徒、姚蓬子是姚文元之父等等。这次到上海住院遇到了一位病友程庆荣同志,他是东海舰队的参谋长,爱人是河南人,我们言谈甚为投机。天天晚饭之后,散布聊天,议论四人帮,为邓小平鸣不平。粉碎四人帮后,程庆荣同志马上给我来信说:“形势的发展,基本上不出我们所料”。

1976年真是国难当头呀!唐山发生了举世罕见的大地震,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相继去世。特别是周总理和毛主席逝世之后,塌天之感油然聚心,党和国家怎么办?人人犯愁。谁知一声惊雷,晴空万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党和国家转危为安。十月十日得知此讯,我马上带病出院,返回工作岗位,投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当新华分社记者到省委办公厅开座谈会,让大家谈粉碎“四人帮”的感想时,我第一个脱口而出说:“大有二次解放之感!”为表达当时的心情,我后来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其词如下:

粉碎四人帮,为国除四害。王张江姚一伙,恶贯满盈坏。妄想篡党夺权,揪遍了走资派,十恶焉能赦。神洲人切齿,拭目把机待。犯众怒,成一撮,还作怪。只知造反,口吐狂言充马列。不识人间烟火,尽出乱国策。党中央甚英明,断然措施速采,一举而解决。临危挽救党,丰功载史册。

 

(九)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到省委工作之后,手中一有权,有求于自己的人就多了。但我从严要求自己,事事一身作则,抵制一切不正之风,坚持做到身正影直,为政清廉。周口的王××春节给我送了一袋面,被我大训一顿,令其原物带回。项城一位在杭州上学的不生,为托我给其分配理想的工作,给我寄来了一简龙井茶叶,嵩县一名下放干部为了恢复工作,给我寄了一袋核桃,都被我让邮局原物退回,我还自费退物邮费。老相识李××、付××分别给我送木耳、送鱼,我都不让门岗放他们进门。医生李××给我女儿看病,还给我女儿买东西,我退回原物婉言致谢,从此她就不再和我来往了。妹妹利用我的地位走后门给他爱人调动工作,被我发现后批评制止,从此她们与我断绝了关系。老家亲戚、朋友好多人写信让我给其子女安排工作,我一件未办,有的还回信进行了严厉批评。在许多人看来,当时真有点六亲不认,有点太不近人情了。

我对家属子女要求很严。我爱人任雪尘随我调省之后,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安排什么工作?我郑重提出三不管:即不管人、不管钱、不管物,找个地方打杂具体事。后来听说冶金厅要提拔她,我亲自给冶金厅领导孔百川、张吉普同志写信、面谈,坚决制止。儿子赵沿新在华南工学院毕业后(工农兵大学生),分配到北京工学院当讲师。我见他文化基础太差,一身稚气,怕误人子弟,让他下放农村到基层锻炼。次子赵沿沛在农村插队劳动时,队里推荐他上大学,因下乡时间差两个月不到规定时间,被我坚决制止。有一年省委机关有几个女孩子开后门当女兵,女儿赵曼华闹着也要去,被我耐心说服。还有一个孩子赵全军一直在嵩县酒厂当农民合同工,直到十多年后他被选为副厂长,才被招收为正式工人。总之,我在台上掌权之日,四个子女也没有安排。三个儿媳至今两个是集体工,一个是农民合同工。平时机关组织的晚会活动,从不准子女座我的车前往,而且我自己也经常步行而去,对此车队司机同志交口称赞。

我一生不仅没有在名利面前伸过手,而且还四次谢绝过组织上给我增加工资。1956年在嵩县工作时,谢绝过一次。1963年在商丘工作时,又谢绝过一次。1972年在周口工作时,也谢绝过一次。1974年在省委工作时还谢绝过一次。当时王大海与耿其昌、刘建勋同志酝酿说:“俊峰同志工资太低,年底发补助也不是长法,把工资调到十二、三级为好”。有一天刘建勋同志向我谈及此事,我马上谢绝说:“现在低工资并非我一个人,把我一提,别人咋办?别人来比,省委如何解释,不要让我一个人当特殊党员”刘经过一阵考虑后说:“那也好,今后我每月从工资中给你分点。”我说:“我不需要。”这四次调资要不是我主动恳求谢绝,我的工资早就提上去了。结果享受了一生低工资。我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图名不图利,甘作人民老黄牛。所以对自己工资低不仅不感到吃亏,而且还引以自豪。后来按工资级别确定离休退休,这样作事实上是惩罚先进。

总之,除了路线上自己不能左右的问题之外,抿心自问,思想上是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对自己对家属要求是严的,事事是以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来要求自己的,是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的。

 

 

十三、罢官下台

 

1977年10月,我被定为在河南推行“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急先锋”,免去常委职务,在全省揭发批判。从此我罢官下台。当年我48岁。

 

(一)罢官的真象。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前,我还一直是被揪批的邓小平在河南刮右倾翻案风的“黑干将”,为什么“四人帮”一粉碎,我就忽而变成了推行“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急先锋”了呢?对于这种不顾事实的奇怪逻辑,使人十分费解。船在哪里弯着呢?说穿了是刘建勋同志玩弄政治权术,借机报复,转嫁危机。一是,揭批查中新华分社的阚枫交出一份材料,是郜××、狄××、阚枫等向纪登奎同志反映刘建勋同志动辄骂人问题的底稿(意在请纪劝说刘建勋同志不要经常骂人,以免影响团结,别无他意),其中有的内容说是从我那里听到的(刘建勋无故骂我之后,我发过一次牢骚)。刘对此恨之入骨,误以为我是告他状的后台,如芒在背,一除为快;二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刘看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宋佩章、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下台之后,坐卧不安,为了保住自己,故伎重演,舍车马保将帅,把我抛出来当替罪羊,把他打扮得一贯正确,企图以此过关。所以他又是亲自到中央要求,又是向中央写书面报告,美化自己,嫁祸于人,骗得中央同意,免去我的常委职务,在全省揭发批判。这就是罢官的真象实因。

在刘建勋策划批我的关键时刻,消息走漏了出来,我得悉后震动、气愤、苦恼之极,曾写下三首诗词。

 

(诉衷情)

飞祸

大难将至信已获,飞祸从天来。锁双眉手托腮,满腔话向谁说。

难坐卧,久徘徊,想不开。度日如年,心怀意乱,难述胸怀。

 

君术

郁郁复郁郁,忧忧复忧忧。托腮千番忆,惊悟刘君术。

 

替罪羊

常迎风险挺身忙,荷残抱病黄牛当。谁知一到运动时,下场只是替罪羊。

 

(二)镇定自若。说的是交全省批判,实际上除省直和周口地区应付一下外,其他地方都置之不理。我心里清楚,除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来自上边的路线问题以外,自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错误,任凭风浪起,稳座钓鱼船,心里坦荡,镇定自若。每次到会,煽扇喝水,遇有质问,驳其哑口。李××批我时当众造谣,我戳穿其真象,并斥其“不要胡说八道”。听了××和×××编瞎话诬陷之后,回来写诗一首,以示蔑视。

 

       听罢诬陷鼻一嗤,小丑故伎又演出。

吞竹新编弥天谎,一本正经当台词。

张牙舞爪亮嘴脸,惯于落井下大石。

何逃万众大圣眼,不过赖皮一两只。

 

(三)检讨和申诉。在刘建勋主持的会议上,在他们操纵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把许多莫须有的问题,都安在我的头上,把我当作四人帮去批。为了让事实说话,我向中央写了五万余言的检讨和申诉,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的错误,具体驳斥了刘建勋强加给我的莫须有的罪名。为了说明刘建勋同志嫁祸于我的每一个问题的真象,如实向中央讲了讲刘建勋同志在这些问题上的来垄去脉。据说中央曾把我的申诉印发给政治局全体成员和中央其他有关同志。后来在戴苏理、赵文甫等人的大肆攻击下,1978年5月,中央通知刘建勋同志离职“养病”,1978年10月中央又批准在河南揭发批判刘建勋同志的错误。时间正好在刘主持批我一周年之日。我感慨丛生,对刘怨叹!写诗曰:

 

机关算尽太聪明,历次抛人拌已红。

助手个个成罪羊,老夫永做不倒翁。

去年今日正舞剑,今日被人作元凶。

使尽解数全无效,徒落一身坏名声,

君为政治权术误,高干之人风度穷。

同样都在激流下,何如学习白刘公。

(注:白如冰、刘子厚)

 

(四)实事求是。运动中不论压力再大,我对自己对别人坚持实事求是,宁肯自己不过关,也决不推委责任伤害他人。省委专案组四次材料和我见面,我都有则认之,无则申明。头一次约我提出120个问题,我用两天时间一一说清;第二次让我看的关于我所犯错误的送审稿中还有60个问题,我逐题写了一本子申辩;第三次送来了调查报告,还有30个问题,我又一一写了驳斥;第四次叫我看处理决定的初稿,尽管材料已剩下不多,我又写了一本子申诉。

省委叫我揭发刘建勋同志的问题,我把自己摆进去,写了一份《我的检讨与揭发》,既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又把涉及自己的重大问题客观的向省委说清楚。省委将我所写的《检讨与揭发》,印了一期专题简报。

黄××揭发,1966年4月纪登奎批转给刘建勋一份内参,纪的批字是要把二七广场给总理送花圈的人按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去办。说我在北京看过这一材料,并参与研究如何执行。我根本不知道此事。因为我当时生病,他们的许多活动我都没有参加。当省委的郭坦、李庆伟、胡立教、赵文甫、段君毅等同志先后同我谈话追问此事时,我都一次次说我不知此事。特别是段君毅同我谈话时,用高压政策,拍桌子大发雷霆,叫我写保具结。我随手写了“我不知此事”五个大字。回来后又写长书一封,详陈经过,以澄清事实。最后在我的处理结论上,他们再不提此事了。

省委三番五次的叫我揭发纪登奎同志的问题,我说四清前我跟他当过两年秘书,文革以来我从无与他在一起工作过,我只知他三下河南反对派性,说这些等于给他评功摆好,别的我实再没啥可揭。所以赵文甫等人说我态度极坏,对纪登奎在河南的问题知情不揭,因而处理一次又一次升级。

 

(五)转变认识总结教训。在刘建勋主持会议批我时,我的思想是非常抵触的。因为事情都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他却全推到我的身上,扣大帽子,上报中央批我,对此实在难以接受。但当刘建勋同志被戴苏理、赵文甫等硬要打成“倒向四人帮的人”在河南被批后,我认为彼此都被一锅煮了,都当作“河南省委那几个人”一概去打了,我对刘也就气消怨泯、反而同情了。从后来河南揭批查运动的发展来看,我是早晚难免要挨批的。自己早挨批早下台,免欠别人政治账,是环事也是好事。因而也就想开了。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把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中央说毛主席错了,党犯了严重错误,我自己也就没话可说了。我从思想上承认,我对毛主席是相当崇拜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文革中毛主席错了,我当然不会例外。

文化大革命对我个人来说,是个极大的政治悲剧。河南文革期间,几经返复,我曾先后四次被打倒,又曾在县委、地委、省委担任过重要职务。十年之中,批斗没少挨,苦头没少吃,工作没少干,错误没少犯,苦辣酸甜,一言难尽。我总结的经验教训是:

 

文化革命,跟了主席。支持造反,一言已华。受帮影响,话事有非。

错线之下,多劳多弊。逆来未忍,得罪上级。太露锋芒,结怨树敌。

树大招风,惹人妒忌。特定条件,事不由已。

 

文革已经结束好多年了,痛定思痛,实事求是地说,十年文革,时间太长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作法,破坏性太大了;过火的强调阶级斗争,长期忽视经济建设,国家吃亏太大了。但从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后来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沉痛教训来看,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机和战略思想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毛主席站的高、看的远、有预见性,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我们中国今天只所以能高举四个坚持的大旗,巍然不动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毛主席多年倡导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培养教育的结果。是邓小平、江泽民等同志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从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角度来看,文革还有积极的政治意义,但是方法政策错误,代价太高了。对文革也应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去评价它,相信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作出科学的结论的。

 

(六)乘机读书。从1977年10月起,到1980年5月去农场的两年半时间里,除了挨批、检讨之外,既没工作,又无人干扰,我抓住这个大好时机,闭门读书,这成了我一生读书最多的黄金时代。先后读了马、恩、列宁传,西行漫记;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唐书、宋史、明史、清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上古史演义、东周列国志、民国演义;唐诗、宋词、元曲、三言两拍、莎士比亚以及大仲马、小仲马、狄耿斯、雨果、托尔斯泰所写的外国名著;拿破仑传、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回忆录、克格勒、第三帝国的兴衰;古文观止、活页文选、辞源词典、;大学教材、科普丛书、十万个为什么等等。大开了眼界、大饱了眼福,深感展卷有益。

 

(满江红)读书

靠边闲歇,乘良机浏览畅阅。读许多中国史书、通史世界。

还有马列毛鲁选,通读久愿今酬雪。毛主席倡导看书事,掀初页。

唐诗读、宋词阅、元曲看、三言瞥。拿破仑传记、悲惨世界。

读大学专业课程,学科学四化迎接。虽泛浏未化书中诀,意略猎。

 

(七)两次处理。在河南揭批刘、纪之后,段君毅同志曾当面对我说:“河南问题,主要是刘、纪负责,你是执行者,那时你不执行也不行”。按理说真象大白了,我就可以被解脱了。不料河南又一次派性大发作,省委正式发出文件说:“戴苏理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因此引起以戴划线,凡是戴的一派,连后台带造反派头头,一下子都成了正确派,破格提拔,大加重用。他们利用职权,借清查之机,疯狂报复。当时的省委纪检组副组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都是戴一派的造反派头头。加上戴苏理、赵文甫两大后台先后主管全省的揭批查运动,左的出奇,因而又一次造成了全省性的扩大化错误。他们对我当然不会放过,先后进行了两次处理。第一次是1979年9月18日,召开全省各级干部一千二百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宣布处理了一批干部。对我的处理决定是:把我定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大乱河南的‘急先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暂停过党的组织生活,下放基层,继续检查交待问题,待问题彻底查清后,再作处理”。他们践踏党章,任意剥夺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权力,这么重大的处理决定,事前既没有让我签字提意见,开会也没有让我参加,会后也没有给我发文通知。实在是为所欲为,用超越党的法规手段来对待党员。第二次1983年1月份7日,省委作出审查结论,决定给我“留党查看二年”的重处分。这个决定是文件发出一年后才给我的(因为许昌农场写报告给我调资,他们才将此文拿了出来,一有此文就可以不给我调资了)。对党员实行这么重大的处分,我所在的农场党委当时竟一字不知,实属罕见。他们对干部毫无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之意,而是继续沿用四人帮整人的一套极左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八)逆境的心绪。这两次对我的处理,材料是不实的,定性是不准的,处分是不当的,程序是违反党章的。所以我内心是不服的。对于“急先锋”的大帽子和“留党查看二年”的重处分,我是没法接受的。于是我曾在华国锋、胡耀帮、赵紫阳、江泽民等各个时代,都向党中央和河南省委进行过申诉。只要求作个公正结论就行了。但因为河南这一问题太大,公认冤案多,没人敢动手,只强调稳定,怕一动就乱,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我坚信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和有错必纠的原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客观地、历史地、全面的评价干部的规定,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政策,团结大多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精神,即我们的党章和党的生活准则,总有一天会在河南落实的。历史是公正的,河南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我对党充满着信心。但一个在受到组织误会而错误处理的、身遭不公正对待的、生活在逆境之下的人,心情又是极其复杂痛苦的。有小诗几首,可记术其胸怀:

 

相信党(卜算子)

党员有毅志,经得大风浪。道路坎坷前途明,何需彻骨凉。

个人荣辱小,帮除国兴旺。历史公正真理赤,总应相信党。

 

苦衷事

革命不怕屠刀抡,敌我冰炭不共盆。壮士对敌总有策,抛头就义留忠魂。

人生最大苦衷事,组织误会错整人。黄莲苦水肚里咽,怒火焉能对母亲。

 

逆境心

逆境之人心难平,情绪时好时坏生。

综观古今中外史,政途贬谪比比丛。

想得开时天地宽,忽遇一事气塞胸。

尽管口挂“青山蝉”,无奈仍是憔悴容。

 

都两分

世间事物都两分,坏事之中潜好因。

下台虽是难堪日,练好意志值千金。

门庭冷落增安静,利于聚精读诗文。

不在其位无蝇逐,糖衣炮弹不射身。

闻说今日抓脏犯,半夜不怕鬼敲门。

 

申诉

挨批五年作结论,无情打击惩处严。

严重错误定性质,处分留党察二年。

材料多是莫须有,错误处理甚觉冤。

抱病伏案疾书诉,逐题依次陈意见。

不望申诉现有用,但要向党吐真言。

冰雪总有化冻日,坚持才是真党员。

 

 

十四、下放农场

 

根据省委决定,1980年5月6日,把我下放到许昌地区农场。我在许昌农场呆了六年。

 

(一)逆境中的忙人。到农场尽管给我公布了个副厂长的名义,但我心中清楚,我是下放基层,继续审查,等候第二步处理的。我严格把自己置于被审查的地位,在农场从不回避自己的问题,一有机会我就申明我是犯错误下放劳动的。有一段场里想分工让我管一些领导工作,为了不使工作受到损失我婉言谢绝了。因厂部没房,我住在农场一队。坚持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搞调查研究,给场里当参谋,帮一队搞工作。除参与队里生产经营活动和企业改革外,三次请人给队里安装调试彩电,给队里机车修盖机房,建议给职工宿舍区修路、安装自来水等。我一生闲不住,秉性难移,加之职工都把我当老场厂长对待,我常常忘记身处逆境,啥活都干,啥事都管。当时曾有诗一首,可记言行:

 

生就顽皮爱管事,曾挨几多揽头鞭。

一腔热心锁不住,遇事逆境忘静干。

上级考核侃陈意,场务会上炮连天。

不畏阻力倡种豆,治虫三批技术员。

五更下地割油菜,半夜收麦在大田。

牺牲午休在麦场,冒雨抢粮用石拶。

几向队里建衷议,搞好农场需这般。

 

(二)洁身自好。我在农场的六年,正是社会上不正之风盛行的时候。当地公、检、法人员随便到农场白吃白喝、要东西、安家属。一年两次的护麦会(场部先开,各队后开),成了他们和附近社队干部倾巢出动大吃大喝的场所。我对此十分厌恶,提意见无效后,极力躲开,场部开会时我在队里吃饭,队里开会时我去场部吃饭,避而远之,眼不见心不烦。回天无力,只好洁身自好。

受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职工对队里的东西乱吃乱拿,摘苹果吃苹果,看西瓜吃西方瓜,收甘蔗吃甘蔗,场未打完,叉耙扫帚就丢失一空。面对这种现实。第一,我先管住自己,以身作则,与职工一起劳动,我没在地里吃过一口东西。第二,教育职工爱厂如家,爱护公物,帮助队里建立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逐步改变了这一风气。

 

(三)学习自然科学。我参加工作以来多是学习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学习甚少。农场是个生产单位,天天与自然科学打交道,农场有一批科技人员,当时的河南农大也设在农场,给我学习自然科学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有书籍、有老师、有场地,我乘机学习自然科学来了。先后从农大图书馆或农场科技人员手里借阅了大学课程的土壤学、气象学、植物学、植物生理学、作物栽培学、植物保护学、育种学;森林学、树木生理学、营林学、造林学、果树学、育苗学等等。主要靠自学,看不懂的地方向老师请教。一时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记了几十本学习笔记,深感受益不浅。对后来我到农场局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我的第二故乡。下放农场继续审查,本来是带有流放、改造、惩罚性质的,但实践的结果大大出乎意外。基层的同志们实在太好了。全场从上到下,从领导到职工没有一人对我另眼看待,反而对我相当热情,相当尊重,相当体谅,相当关心,相当公正。我是正在全省点名批判的气氛下去农场的,去后场长到车站迎接,党委书记在场里请我吃饭,把我当老领导对待,遇事争求我的意见,我的处境一下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心情激动不已。实事求是地说,是农场把我的情绪从逆境中解放了出来;是农场准时给我恢复了党员权力;是农场全票通过了我的整党检查和党员登记;是农场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自然科学的大好机会;是农场让我学会了农垦企业的经营管理,为后来到农场局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农场结识了一大批知心朋友。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下放农场会有这种结果。总之六年的农场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农场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离开农场时说,我一生工作调动频繁,平均三年换一个地方,这次在农场一呆六年,成了一生工作时间最长之地,我对农场的干部、职工、生产、生活,产生了深厚感情,农场成了我心目中的第二故乡,今后我将每年回来探家一次。临别恋恋不舍,写诗以表心情:

 

农场并非凄凉地,身处逆境倍觉温。客居不知异乡味,干群待我似家亲。

六年岁月留深忆,似觉已成农场人,今日奉调回郑去,不由忽生离乡心。

 

(五)难忘的座谈会。1985年底经省委批准,我从农场回郑。离开之前,农场党委召开座谈会,本来是请大家送点政治礼物,对我在农场六年的工作提提意见。不料会议一开始,大家抢着发言,一个个情真意切,一件件一桩桩大摆起我在农场的成绩来了。我几次插话再三阻止,毫无作用,简直就像评模范一样,说的我脸上发烧,坐立不安。最后党委领导人说:“老赵同志在农场六年给我们留下了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好榜样,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这次座谈会开成了一个向老赵同志学习的会议,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政治教育,我们的党员如果都像老赵同志一样,就不用去反不正之风了。”同志们热情洋溢的发言,虽然违背了开会初衷,但也使我相当感动,我深深体会到人民群众是公正的,历史也将会是公正的。

 

 

十五、最后一站

 

从农场回郑后,省委把我安置在农牧厅农场管理局当调研员。当年我57岁,工作时间只剩下三年,这是我今生工作的最后一站。我没有考虑职务地位的高低,抱定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态度,十分珍惜最后这三年的时间,决心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站好这最后一班岗,争抢时间,尽可能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一)置身第一线。到农场管理局后,安排个退居二线的调研员之职,本应与当时的大多数调研员一样,转转看看,无所事事,清闲自在,牢骚度日。但我没有这样,我仍按一般人员严格要求自己。天天提前上班,带头打扫卫生,紧张工作,刻苦学习;调查研究,给领导出主意,想办法,当好参谋;拾遗补缺,干没人干的事情,但又决不越权。农垦工作十分繁杂,“生、老、病、死、退、吃、喝、拉、洒、睡、工、农、商、学、兵,是个小社会”,这个领域比重虽小,事情很多,加之全局上下对我都很尊重,都很热情,我又有许昌农场的六年实践经验,干起来也得心应手,所以我又成了比一线人员还忙的人。

 

(二)深入调查研究。为了能向局长们提供带有决策性的参考意见,为了履行好调研员的职责,我到农场局后,不分严冬酷暑,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当时全省共有关96个农场,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到过。实地看,仔细听,与干部职工交谈,从实际出发,逐场调查研究,既寻找先进经验,又弄清主要问题,并探讨解决意见。除进行现场珍断,逐场指导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从中概括出带有全局性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意见,提供局长们决策参考。为了克服局限性,重视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在局长们的支持下,我还先后到黑龙江、河北、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海南岛等垦区,行程万里,参观学习,吸取借鉴兄弟省的办场经验,推动本省的农垦工作。

 

(三)提供决策建议。在亲自到省内外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振兴河南农垦经济,我从方向性、根本性的高度,向局长们提供了许多决策性的重大建议。一、农场在农业上要瞄准三个基地。即商品种子基地、果树基地、瘦肉猪基地。为全省农业生产服务,为城市生活服务,大幅度提高农场自身的经济效益;二、农场要真正跳出单一务农的圈子,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特别是要加快农垦工业的发展步伐,领导精力在搞好农业的同时,要认真转移到发展农场工业上来;三、深入搞好农垦企业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四、改进和加强对农垦企业的管理体制,农场局要增设企业管理科,以地市为单位加强农垦管理机构。这些意见得到全局上下的共同认可和大力支持,决定在全省全面实施。为了具体落实好这些建议,我亲自动手起草方案,以农场局名义,先后拿出了《把国营农场建成商品种子基地的意见》、《建立农场果树生产基地的意见》、《进一步发展农垦工业的意见》、《深入进行农垦企业改革的意见》、《泛区农场实行场长负责制的承包合同》、《家庭农场实行上交保值的意见》、《农场工业十佳企业条件》、《以地市为单位充实机构,加强农垦企业管理的意见》,这些方案除最后一项涉及到编制,需要编委和政府说话尚未兑现外,其他都以农垦局或农牧厅名义,以正式文件印发,并分别召开会议,布置实施。由于这些方案都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吃透情况、对症下药、有的放矢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深受全省农垦战线上同志们的欢迎,对振兴河南的农垦经济,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抓好先进典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河南农垦也有自己的先进典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工作上需要典型引路。三年中每年在全省农垦工作会议上,由我亲自推荐或修改审定的一批先进行典型,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如许昌农场建立商品种子基地的经验,泛区农场办好家庭农场的经验,泛区八分场和西华县农场果树承包管理的经验,驻马店市园艺场实行竟争承包的经验,民权、尉氏农场住房制度改革的经验,博爱农场建立场内银行的经验,扶沟农场建立土地管理机构的经验,淅川、栾川、白条河、扶沟、孟津农场发展场办工业的经验等等,他们在会上介绍之后,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少农场会后自动登门学习。

 

(五)没有虚度岁月。三年中我不计较职务地位,唯一关心的是时间,分秒必争,兢兢业业,抓紧工作。因此受农场局党内外同志的一致好评。头一年就被机关部支部评为优秀党员(农牧厅机关党委没有批);第二年被评为农牧厅先进工作者;第三年机关党员评格中被评为全局两个优秀党员之一,年终又评为农牧厅先进工作者。党内外同志对我的公正评价,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励。总之最后这三年,我没有虚度岁月,一步一个脚印,活得十分充实,工作干满60岁,站完了最后一班岗,结束的还算精彩,做到善始善终,离休也心安理得了。我写了一首小诗,以作为最后这三年工作的总结:

 

当年曹操牧马地,置身六载赦乐还。幸入农垦小社会,用武有地天地宽。

生就忙心闲不住,二线又到一线间。足遍农场搞调查,手拟决策论大盘。

拾遗补缺当谋士,甘为他人嫁衣添。逆境不见落魄状,党内党外都评先。

三年岁月闪过光,一岗站到花甲年。

 

 

十六,自论平生

 

年过花甲,老之将至,船到码头车到站,一生工作到了划句号的时候了。

 

(一)自评一生。回顾一生,我这个生长在深山野沟的贫农儿子,碰上了改朝换代的时代,在毛主席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成了一名国家干部,为党工作了四十多年,而且在闾一级、村一级、乡一级、区一级、县一级、地区一级、省一级都工作过。尽管前进路上历尽坎坷,但也有不少火红的时候,一生虽无重大建树,但所到之地也都有过闪光的火星。实事求是地说,我的一生对党是忠心耿耿的,思想是比较先进的,工作是一贯勤奋的,为人是清廉正直的,生活是艰苦朴素的,所有工作过的地方,群众反映都是好的。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不管身历多大的坎坷,自己从没有消沉过,逆顺浮沉赤心一片,职务高低不讲价钱,不计报酬只讲贡献。自己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问心无愧的。

 

(二)一首生平诗:

 

原本山野一牛倌,革命生涯四十年。工作从不落人后,言事敢为天下先。

反左反右坎坷路,无私不生得失观。宠辱不惊轻纱帽,生就铁骨不附炎。

从小就写比字诗,一生追求是贡献。四次谢绝调工资,烟酒茶不守清廉。

功过是非信公论,问心无愧对青天。

 

(三)没找准自己位置的人。我一生对党忠诚,为心切,乐于贡献,勇挑重担,不论份内份外,一见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就干。常常身微任重,一般干部去干领导担任的工作,助手去干一把手应干的事情,我确实是一辈子没找准自己位置的人,。当闾财粮时,闾长被土匪打死了,我就主动代理了闾长应干的全部工作;当村财粮时,村长是伪保长留任的统战对象,村里的一切实际工,我一个人挑在肩上;当生产助理员时,区长病了,那时区委还不管生产,我主动的把全区的扑蝗、抗旱种麦等工作担当了起来;当林业科副科长时,科长学文化去了,由我主持了林业科的全面工作;当林科科长时,县委抽我管全县的合作化运动,我承担了农工部长的大部分任务;当县委副书记时,第一书记搞四清去了,县里的全面工作由我主持;当地委书记时,一把手是军人,地方上的一切实际工作都压在我的肩上;当省委常委时,刘建勋同志说是把我当第二书记用的,各地市的负责同志公认我那时的位置,事实上是常委的常务书记。我一生拣重担挑,只是为了党的事业,没有任何个人动机,心无邪念,也无避嫌之虑。多劳少酬,超负荷为党工作了一生。

 

(四)工作也有过失误。我一生性子较急,办事雷厉风行,思维快、判断快、说话快、办事快、吃饭快、走路快、快人快语,一切都是快节奏的。当天的事情办不完,夜里就睡不成囫囵觉。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对工作历来要求急、要求高、要求严。每干一事,务求干好。但也有急中出错,工作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嵩县当林业科长时,绿化山河之心太切,有一年春天,布置造林任务时,要求把凡是能栽的柳桩发动群众砍净栽光。结果引起一些地方,群众发生错觉,抢砍了一些柳椽。在项城当县委副书记时,对改变五风之后,村村不毛的残败景象操之过急,一见每栽一批树,不几天就被群众放羊把树皮啃光时,心急如焚。为了保护林木,竟同意了一些基层干部的意见:“禁止放野羊,啃坏一棵包栽三棵、”项城没牧场,不能大养羊,对个别户成群养羊而靠吃他人田里庄稼和四旁树木的行为,要批评限制”。个别地方甚至提出“暂时断羊,等树长大了再养羊”的错误口号,引起群众恐慌。结果树木保住了,绿化成功了,而一些地方曾一度出现突击卖羊的现象。这两件事使我反省内疚了一生,对工作要求过急过切,考虑不周,工作不细,超越群众的觉悟,好心也办过错事。

 

(五)一辈子到底落了个啥?在不少人眼里,我是悲剧式的人物。忠心耿耿的革命了一生,到头来官被罢了,子女亲属自己一个也没安排,四次让工资最后自己还是低工资,票子、房子、妻子、儿子,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有人说我亏,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一辈子到底落了个啥。面对众多议论,我有不同的答案,我有相反的看法。我的结论是,一生没有白干,而且收获很大,物质上我是贫穷者,精神上我是富有者。在党内我落了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在工作上我落了个“模范干部、先进工作者”的崇高评价,在群众中我落了个“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的美好声誉。我交了一份比较好的人生答卷,基本上实现了我参加革命时的初衷和入党誓言。如何看待人生的得失,这里确有个世界观问题,有人从升官发财上看,有人从社会贡献上看,有人欣赏低级趣味,有人欣赏高尚情操。我从小就写过比字诗,我与别人比的是不同内容,我追求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就是从个人生活来说,我一生虽然清贫,但比起解前,已经好到天上了,比比工农大众,也和大家一样,生活水平一步步提高了,我没有别的奢望。至于罢官问题,我坚信总有天组织上会作出公正结论的,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十七、与癌魔作斗争

 

1989年我本来就该退休了,但因当时组织上对这批到年龄同志的离退休问题未作布署,我自觉身体还好,机关一时也离不开我,我也想再超期服役一段,为国家贡献点余热。所以当农场局领导同志提出让我分工抓一抓农垦工业时,我就欣然接受了。

河南农垦工业落后,在全国处于倒数几位,我决心与全省农垦战线的同志们一道,彻底改变河南农垦工业的落后面貌。于是运用上一年经过在省内外调查研究,以农牧厅名义下发的《进一步发展河南农垦工业的意见》为武器,全面动员,典型引路,在全省发动兴办农垦工业高潮。经过一番筹备之后,四月在郑州召开了全省农垦工业会议,六月在信阳召开了亏损企业扭亏增盈会议(让几个因发展农垦工业而扭转亏损局面的典型引路),七月在洛阳也召开了发展农垦工业的现场会议。把大家发动得热气腾腾,摆开阵势,决心大干一番。不料八月我突然被确珍患了癌症,从此我离开了眷恋四十二年的工作岗位,全力以赴的转入了与癌魔作斗争。

 

(一)不幸中之大幸。农场局关心职工的身体健康,每年给职工进行一次体检。1989年4月体检时,大夫问我过去有过哪些病史?我说患过肝炎,患过过敏性哮喘,患过胃溃疡,过去作过两次胃镜,已有三四年没再检查了,症状也基本消失了,不定啥时候还有点慢疼。于是大夫决定,在对我要作的几项检查中,有一项是胃镜。镜窥之后,发现喷门处有一隆起小块,随后取活组织去医院检验,最后结论是炎症,叫我三个月后进行复查,此后由于工作忙,加上没有任何自觉症状,所以我根本没把它放在心上,把复查一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超过复查期一个多月,喝热水胃部有点灼疼时,我才想起到医院去复查。

由于体检时的胃镜大夫是从医学院二附院请来的,所以门珍部仍让我到二附院去复查。二附院门珍部的内科大夫副主任刘勋臣同志亲自给我作了胃镜。镜窥很仔细,反复看,并取活组织检验。看过之后当即叫我办手续住院作手术,并批评我住在郑州,为啥不早一点来作检查。我讲了四个月前的体检情况,他看了体检结果,十分严肃地批评原来给我做胃镜的女大夫说:“当时就应该当即立断,马上住院作手术,不应该拖到现在”。究竟我得了什么病,大夫当时没有告诉我本人,但从大夫的口气和我老伴的神色中我已断定,肯定是得了癌症了。

人们都说癌症是不治之症,人一得了癌症,等于是判了死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我的父母亲、我的几位好友都被癌魔夺去了生命,我对癌症的严重性是早就知道的。一旦轮到自己头上,尤其是在自觉身体很好,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这个突入其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一想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一股冷气从头顶凉到了脚根,全身象散了骨架,失魂落魄,天旋地转。尽管自己强打精神,而当时说话已感到相当吃力,走路也觉迈步困难。回家路上尽想着自己的后事。

好在活组织检查结果出来后,说是喷门癌,尚属早期。早听人说胃部检查癌症,手术治愈率较高,尤其是早期,手术后可以保住性命,因而思想宽慰了许多,感到还有希望。据说胃癌在早期大多数都没有自觉症状,一旦有了感觉,不是后期也是中期了,到了后期也就没救了。我是在自己还没有感觉的情况下,体检发现的,真乃不幸中之大幸,要不是体检我也必耽误无疑。想到这里,思想上对机关组织体检产生了无限感激之情。

 

(二)住院遇名医。8月3号上午我去医院复查,下午就住院了,正好那天普外有张空床。病房是三人一室,当晚因他人鼾声如雷,弄的我一夜未睡,头晕烦燥,难受极了。所以第二天与医院交涉之后,我搬到了干部病房休息,仍由普外负责给我作术前检查准备。第三天上午普外主要大夫集体查房,我老伴代我候查,普外主任怀村教授看到我的名字后问:“这是不是过去在省委工作的赵俊峰?”老伴说:“是,他已下台多年了,现在因病来作手术”。怀主任说:“政治上的事我们管不了,我们是医生,对病人要负责”。当即向他的助手们叮嘱说:“这是个老同志了,不要按一般病人对待,定个日期请各科专家会珍一下,方案确定后,手术由我来作”。老伴向我报告这一消息后,我感动得不知说啥是好。第五天怀主任亲自约来的普外、胸外、呼吸道、麻醉等科的专家,来给我会珍,他们看了病例,检查了病人,经过讨论决定,手术仍由普外来作(喷门手术,本属胸外,因我有哮喘病,怕开胸呼吸系统受到影响),麻醉师也专门给我买了防过敏的麻醉药。8月14日上午,怀建村主任亲自给我作了手术。8点半推进手术室,两点半从手术室出来,历时五、六个小时。怀主任从手术室一出来就对我老伴说:“这是我一生作的最理想的一例手术”。下腹开刀,胃切除三分之二,摘下来的病灶经化验,癌侵及深肌层,四周未见扩散,仍属早期。术后我住在普外监护,普外专门给我腾了一间病房,医护人员精心护理,怀主任天天亲自查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大减轻了术后痛苦。十天拆线之后,又让我回到干部病房继续治疗。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下台之人,住院会受到这种殊遇。我与怀教授素不相识,既未托人,也未送礼,在不正之风盛行的今天,怀教授对我这样热情、这样重视、这样负责,使我从思想上感激不尽,倍感幸运。我逢人就说,这次住院,出乎意外,遇到了名医,遇到了好人!遇到了怀教授这位医德高尚、医道高明的名医,实在幸运之极。

 

(卜算子)住院遇名医

万分不幸事,喷门生癌症。体检发现早切除,不幸之大幸。

住院遇名医,德高术湛精。手术理想除顽疾,铭记大恩情。

 

(三)化疗副作用太大。化疗是肿瘤大夫常用的治癌手段之一。一般都是先手术、后化疗。我的手术大夫怀教授对我搞不搞化疗犹豫再三,按他的本意是不主张对我搞化疗的。他认为癌处于早期,手术作的彻底,化疗不狠必要,没必要作出那么大的牺牲。为慎重起见,怀教授带着的病历,先后在他本人参加的两次全国性学术交流会上,征求了全国专家们的意见。在头一个会议上征求意见后,专家们把我的化疗否定了,在第二个会议上征求意见后,专家们提出为了防止万一,还是化疗一下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到十月三号才决定对我进行化疗,前后犹豫了将近两个月。

化疗方案是一附院肿瘤科左仲孔教授来给我会珍后拟定的。他说是一个小剂量、很安全的化疗方案。方案决定注射丝裂霉素,一周一次,六周为一个疗程,时间为三年,第一年三个疗程,第二年二个疗程,第三年一个疗程。第一个疗程十月十号开始,头两次反映不大,第三次白血球下降到2400,经过成份输血,继续疗化。第五次之后副作用集中暴发,白血球下降到1000,血小板下降到三万,十个手指甲全部变成黑紫色,肝大肝疼,各种功能都不正常,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了。十一月二十四号大夫集体查房,鉴于我的情况,征求左教授同意后,化疗停止了,一个疗程也没搞完。但左教授说,从用药剂量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疗程的范围。

医治化疗后遗症成了我后几个月住院的主要任务,为了升白血球,吃遍了各种药,连治精神病的碳酸锂片都用了。还请中医于真玲副教授会珍,吃了几十付中药。千方百计治疗的结果还是落下了个弥漫性肝损伤的严重后果。化疗的副作用实在太大了。在我所住的干部病房中,共有十位癌症患者,人人都进行过化疗,但九位都死在了医院。看来化疗对治癌作用并不是多大,而且敌我不分,好坏细菌一齐杀,严重摧残了病人身体,缩短了生存时间,加快了死亡进程。十个用过化疗的癌症病友,交谈中没有一个不后悔的。

 

(四)亲友情深。我得病之后,受打击最大,起作用最大的首先是我老伴。我得癌症的不幸消息,医生是首先告诉她的,她当时就吓晕了,她干过多年医务工作,深知症状的可怕性,弄得她彻夜不眠,老泪纵横,不几天苍老了许多。我住院后,老伴白天黑夜一直不离我左右,办理住院手续、请大夫会珍、向大夫反映病情、外出买药、血站定血、按时送药递水、购买加工我爱吃的饭菜、茶水衣被冷暖等一切的一切全由她亲自服待,起到了医护、单位、子女不能起的作用。我多次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对人说:“多亏她了”。作手术那天,我一进手术室,她就焦躁不安的在门口等候,我作完手术被推出来时,她第一个上去叫了我一声说:“孩子们都在这里”,我睁眼一看,她的脸色都变了。为了照顾我,她后来就干脆提前退休了。为了我她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用她的话说:“啥都可以不要,不能不要老头”。

这次住院,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弟弟、弟媳等在关健时刻都起了作用,他们对我都尽了心了。作手术期间,子女们都请假回来照顾我,白天黑夜轮流值班。千方百计给我买能抗癌的、营养价值高的食品,精心加工饭菜,一顿顿送到医院。实践证明人老到了关键时刻,亲属子女们还是中大用的。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弟媳邵蒲花同志,她对我这次住院是很热情的,找刘教授确珍,联系病床、交涉住干部病房等她都起了很大作用。

我是在逆境之下住院的,没想到生病期间,同志、战友、亲戚、朋友们竟四百多人先后到医院或家里来看我,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就有八十多人。他们又是思想上安慰,又是解囊相助,许多人还送来宜于病人的药物、食品,鼓励我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病治好。每个亲友的探视,都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欣慰。我深知我与别人不同,我是下台之人,手中无权,不仅不能给别人办任何事情,弄不好还会使别人受到株连,在这种情况下来看望我的人,没有任何个人目的,人人都无求于我,都是一片真情。疾风知劲草,落难见人心,这些人大多数才是我的真正朋友。我心里想,这就够了,生前能有这么多人来看我,比我死后开规模再大的追悼会都起作用。事实雄辩的说明,一个无辜的人是不会轻易被搞臭的。

 

(五)社会主义好。我这次患病,作了一次大手术,住院七个半月,今后吃药还不知道要花钱多少。这一巨大的费用,要不是公费医疗,个人哪能负担得起呀!即使倾家荡产,能奏药费几何?我反复想过,若在旧社会患这种病,要么死不知因,要么座等待毙,要么债台高筑、穷困潦倒、贫病而亡,总之只有死路一条。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人于水火,免遭灭顶之灾。当今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谁管他们的天灾人祸呢。比比古今中外,铁的事实证明,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好!

我这次住院,所在单位从领导到全体同志,对我都十分关心。局长楚如森同志亲自参加我的专家会珍,作手术那天亲临医院,以防不测,尔后每星期去医院看望我一次,真是够意思了。单位的同志们几乎人人都到医院看过我,不少人去过好多次。连几位离休的老同志也多次到医院去看我。在不正之风盛行,都说人情淡薄的今天,我所在的单位,对我还是很温暖的,对此我非常感激。

 

(六)掌握治疗主动权。对于癌症,目前国内外医学界还没有理想的根治办法,都是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去治疗的。对于大夫来说,“治好没把握,治死没责任”,不治之症嘛!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应有点医疗知识,应掌握治疗主动权,自己要主宰自己。对于医生提出的治疗意见,既不能不听,又不能惟命是从,任意听从医生摆布。

我手术之后,尽管大夫对我极端负责,但化疗还是出现了很大偏差。具体管我们病房的大夫,对癌症都持着“无可奈何”的消极态度,都是现状维持派,给你用点好药,尽量维持,维持多久算多久。面对这种情况,我和我的老伴变被动为主动。比如化疗出现后遗病后,自己提议请血清专家会珍,提议改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再如大夫见我血象太差,就过分强调输血输白蛋白,并不准我下楼活动,说一旦感冒了,就没法控制。我认为输血弄不好会染上疾病,输进口的白蛋白弄不好还会染上国外的爱滋病,所以我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输点血,千方百计的增进饮食,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并不顾严寒,天天早上下楼活动。

出院半年后病情恶化,肚里胀气严重,非常厌油,肉食难进,肝区疼,下颌和腹腔淋巴肿大。到肿瘤医院复查时,门诊陈、郭二位大夫轻率的确珍我是癌转移,并写出了珍断证明。我不相信这一结论,拿着化验单和珍断证明到中医院和二附院请中西医专家珍断,他们都说下颌淋巴结肿大是口腔炎症,它与腹腔淋巴不是一个体系,转移不到那里去。于是我又到肿瘤医院找着内科专家刘副主任复珍,她用手一摸,就基本上把陈、郭的珍断意见给否定了,在我要求下,进一步对下颌淋巴作了穿刺检查,活检结果是炎症而没有发现癌细胞。一年多过去了,我还健康的活着,要是转移的话,恐怕早就不行了。

尽管肿瘤医院否定了我是癌转移,但所有给我珍断检查的大夫,都异口同声要求我住院化疗,说是为了防止万一。鉴于上次我化疗的严重后果,鉴于当时我肝大肝疼等身体状况,我断然谢绝了他们的建议,决心采用中医和气功治疗。正在这时候《人民日报》先后两次刊载了深圳中医郑文友大夫的治癌经验,经单位批准,我亲自到深圳求医,坚持按要求服药,加上练郭林气功,有效的控制了病情发展,情况一天天好了起来。胀气基本消失了,厌油大大好转了。饮食正常了,腹腔巴结变小了,脸上气色也好起来了。要是再搞化疗,还知道摧残成什么样子。

目前社会上流传的治癌偏方很多,有不少是江湖骗子,不能有病乱投医,防止上当受骗。得癌症以来,我只慎重的选用过三个人的中药方子。一是省中医院肿瘤科郭文灿副主任配制的抗癌“一见消”;二是得了国际金奖的王振国研制的抗癌“天仙丸;三是深圳郑文友大夫研制的系列抗癌药。前两种我吃了一段不很有效就停了,而吃了将近一年郑文友大夫的系列抗癌中药。

 

南国行

党报载消息,求医下南国。往返十八日,取回抗癌药。

去圳过珠海,感慨不胜多。开放才几日,大厦满城廓。

 

(七)坚持练郭林气功。我是唯物主义者,过去一贯认为气功是唯心主义的,根本不相信。得了癌症后,不少人建议我学习郭林气功,说郭林气功能治癌症,讲了不少起死回生的病例,有位朋友还给我送来了郭林新气功小册子。开始我半信半疑,没有重视。直到出院半年病情恶化,肿瘤医院叫我再次化疗时,我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吃药的同时,才去学习郭林气功了。

听了气功老师讲功理功法,读了郭林新气功疗法的书,看了癌症患者抗癌的文章,听了气功大师于大元同志所作的学术报告,我也开始对郭林气功热乎起来了。自费参加学习班,掏钱买书,买脚棍手棍,早上和晚上到两处学习班学习,学习结业后遵照老师开的练功方案认真练功。早上去公园练,晚上在院里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无论刮大风、下大雨、下大雪、头疼脑热、节假日,天天从不间断,大年初一早上也照练不误。我一生号称三不会:不会吃(烟酒茶都不吃),不会睡(失眠),不会玩。唯一的一个嗜好是年轻时爱看戏,近几年又变成了有电视必看,得病前晚上一看就是十一二点钟。现在为了早上起来练功,我晚上十点以前一定睡觉,再好的电视十点钟以后我也不看了。学习气功,贵在坚持。

郭林气功的特点是动、静、呼吸相结合,放松、入静、轻松自然、鼻吸鼻呼,通过风呼吸法自然行动,中快功、特快功、一二三步功、定步功、吐音、三升三降三开合等,大量吸进氧气(据说癌细胞是厌氧的),促进微循还活动,增强自身的抵抗能力,从而抑制癌细胞的发展。

 

(八)重视食疗。为了战胜癌魔,我看了不少抗癌治癌的书籍。读后知道了饮食中既有致癌物质,也有抗癌物质,如淹制的酸菜、熏制的腊肉中都含有亚硝胺等致癌物质,发霉长毛的花生、玉米、黄豆中含有大量致癌的黄曲霉素,还有过量饮酒,吸烟都可能致癌等。但食物中也有许多抗癌物质,凡含有维生素A、B、C的食物和微量元素的锌、硒、钼等都可防癌抗癌。科学的选用食品,重视食疗,是与癌魔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出身贫苦,从小养成了吃五谷杂粮、粗茶淡饭的生活习惯,有啥吃啥,从不择食。看了一些有关饮食抗癌的小册子后,知道了为了防癌抗癌,应该重视食疗。但食疗并不是提倡癌症患者,大吃山珍海味和高级营养品,而是要戒食含有致癌物质的食品,多吃含有抗癌物质的食品。我的食疗原则是,能抗癌、买得起、买得到、吃得下。手术化疗之后,我长期厌油,味觉失常,所以便大量吃苹果、桔子、西瓜等水果和大枣、胡萝卜、南瓜、红薯等食品。这些东西我爱吃,也不贵,含有大量唯生素抗癌物质。在主食方面我是一般馍饭都吃。同时每天喝点牛奶,吃点鸡蛋。在肉食和蔬菜方面,吃些元鱼、虎头鱼、瘦猪肉、羊肉和青菜、蕃茄、豆腐、豆芽、蘑菇、木耳等,营养品中,吃过一些蜂蜜、蜂王浆、花粉口服液、金维他、西洋参和851等。

手术时胃切去三分之二,术后坚持少吃多餐。开始一天吃八九顿,一年后吃饭基本上恢复到术前水平,还坚持一天吃五六顿。早上四点钟左右吃两个碎鸡蛋,去公园练功,八点钟左右吃早饭。上午休息,十二点左右吃午饭。半下午(有时半上午)吃一袋牛奶。六点钟左右吃晚饭。一天中总要吃点水果,坚持有规律的生活。

 

(九)精神不能崩溃。癌症被确珍之后,我和其他患者一样,思想上受到了沉重打击,但一阵惊恐之后,思想很快平静了下来。我认为既成事实,怕也无益,越怕越不利于病,决不能被癌症吓死,精神不能崩溃。我的方针是,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首先不迷信癌症全部是不治之症,患癌者不等于全部死亡。解放思想,不背包袱,振作精神、与癌魔作斗争。其次在思想上又高度重视它,认清它的严重危害性,采取一切科学措施,争分夺秒地进行治疗。

患癌时我才刚刚年满60周岁,辛勤艰苦了一生,到该离休了,又得了癌症。我反复想,我得下决心战胜它,力争过几年幸福的晚年,绝不能消极等待,听之任之,让癌魔过早的夺去生命;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前进,我得多活几年,亲眼看一看祖国的锦秀前程;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相爱一生、相依为伴的老伴,有一群孝顺的子女,我丢不下他们,决不能过早的离开亲人;河南的揭批查派性作怪,我的冤案申诉十多年还没有解决,我决不能背着黑锅去见马克思,力争等到昭雪之日,我得千方百计的活下去;多少同志听说我得了癌症,纷纷给我访大夫,寄单方、送食品、鼓勇气,还激昂慷慨地说:“只要能治病,不要怕花钱,大家给你募捐也得把病治好”。我决不能辜负同志们的期望,为大家我也得活下去。以上这些精神力量,都成了我战胜癌魔的巨大动力。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一个癌症患者,更需要有点精神力量。

有时我也想退一步,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法则,任何人也躲不过这一关。我已年过花甲,死了也属于寿终正寝。我的父母亲都是五十来岁去世的,我比他们已多活了十几岁,也算长寿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着,在我的家族史上也算是有所作为了,学生时代是优等成绩,工作时代是模范干部,无愧于我的一生。对上我已打发老人入土为安,对下我已养育四个子女长大成人,他们都有了工作,结婚成家,自立于世,死而无憾。把心一横,把生死置之度外,甩掉包袱,挺其自然,这对治癌反倒有利。同志们谁见谁说我精神状态好,我自已也感到精神疗法起了重大作用。

总之,抗癌也得懂得点辨证法,那种谈癌色变、精神崩溃,只会加重病情发展,加快死亡步伐,等于雪上加霜;而解放思想,振作精神,不背包袱,轻松自如,积极治疗,反而可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对癌症病人来说,越是怕死,可能死的越快,越不怕死,反而可能起死回生,这就是战胜癌魔的辨证法。

 

(十)提前离休。年龄到了,人也病了,已经丧失工作能力了。为了及早给单位腾出编制,让机关充实新生力量;为了拿到离休证看病方便一些,所以我向单位提出申请,提前离休了。我的一批同龄人都是在1991年6月底办理离休手续的,而我1990年9月就办了。

离休之后,放下工作,觉得一身轻松,可以心安理得的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了,处在悠闲之下,大大有利于治病。我的离休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自觉自愿,没有一点思想弯子要转。没有失落之感,没有突然不适之觉。

1991年“七一”前夕(6月30号),农场管理局为我们这一批离退休的五位同志,召开了全局干部参加的欢送会。局长和局里的同志们对我们在局里的工作作了热情地评价发言。我们也都讲了讲发挥余热,保持晚节等惜别之话。从此就算正式离休了。

人离休了,但党员不能离休。我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每天的报纸、每晚的电视新闻必看。苏联跨台了,我写诗痛骂了戈氏。

 

(江城子)斥雄奸

戈氏嘴脸暴露完,苏党内,出雄奸。东欧五国,一一被其颠。

社会主义老大哥,国解体,党解散。列宁建国七十年,葬戈手,一夜间。

建功于帝,应给戈立匾。重整旗鼓同心干,列宁党,有英贤。

 

苏联跨台教训深

苏联跨台教训深,超级大国一夜沦。党内出了大奸雄,堪称帝国代理人。

和平演变美帝梦,成于戈氏一人身。借口改革图复辟,美帝乘机黑手伸。

里应外合闹反共,事起内因与外因。戈未盖棺论可定,千秋功罪大奸臣。

美帝好梦境不长,社会主义再度春。坚信苏共不会完,定有柳暗花明村。

 

 

十八、遗言与后记

 

(一)遗言。病度余生别无牵挂,心中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我申诉十多年的冤案至今还无结果。生前能否看到公证结论之日,除自己主观努力外,还有许多客观因素。坚信冤案必雪,然而时机未卜。所以病中给子女留诗曰:

 

(卜算子)

生前留一事,冤案未昭雪。公正结论何日是,政机难卜猜。

相信这一案,历史必公决。他年落实政策日,务对遗像说。

 

(二)后记:

 

人道自传多谎言,释去卖瓜嫌疑难。其传写实直书事,经得他人推与翻。

综观也有自白味,是在对诬辨其冤。他年身处公正日,传体自应起新篇。

 

赵俊峰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第二稿

 

——吴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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